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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真无终南径

2014-08-20 10:56:00      作者:      来源:
“慢工出细活”,或许做学问的真谛不过如此,也惟有如此。
    □ 王学斌

  “慢工出细活”,或许做学问的真谛不过如此,也惟有如此。
  1935年3月23日,恰值宿儒黄侃五十岁生日,其恩师太炎先生分外欣喜,遂手书一副寿联赠予爱徒: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故出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意指黄侃平素勤奋好学,刚到五十已读书满五车,下联典故引自“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这实际说明章氏催促惜字如金的弟子赶紧提笔创作,写出绝妙的作品。须知道,这黄侃不爱撰稿之习惯,在民国学坛都是出了名的。章太炎曾告诫其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终不肯轻应师命而为,逊之以“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孰料人算终不如天算,黄接到老师送的联语后,见其中含有“绝”、“命”二字,以为不祥之兆。就在半年后,他便因饮酒过量而死,一肚子学问也带进了棺材。身后只留下一部日记及数十本手批《十三经》原稿。若按照如今高校职称评定标准,就此类成果,黄侃能评上副教授,已属万幸。
  不写论文,不出著作,那黄侃整天忙什么?黄氏治学,惯于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他亦凭此方式指导弟子读书。黄氏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二十四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三十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就等于摸清了中国文化的源头,再调头审视隋唐之后作品,颇有一览山小、顺流而下的感觉。这好比习武已打通任督二脉,如此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问,便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只是要想修得此等绝学,成本甚高,天赋异禀的黄侃顶着“三十岁前不撰文、五十岁前不著书”的压力,足足花了几十载光阴,好不容易积累上乘功力,不及施展即驾鹤西去。这在常人看来,黄氏投入与产出完全不成正比,难道民国学人研治文史,没有终南捷径可循?
  其实彼时众多学术青年视黄氏治学路径乃明日黄花,“奥特曼”了,他们所热衷追膜的偶像,主要集中于引领时趋的一老一少身上。“老者”是梁任公。梁氏于近代学术堪为“七十二变”之人物,从最初力持维新,到固守保皇,再到倡言革命,终回归立宪,“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其思想主张转换之多而快,让人着实目不暇接。“善变”有两大优势,一来不断引入异域学说,于开拓国人眼界之余便使自己常立于学术前沿而不倒;二来正是诸多眼花缭乱之纷纭思想,让未入堂奥之青年看得目瞪口呆,索性尊译介者为“大师”。奈何花无百日红,随着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密,梁头顶光环渐渐褪去,“大师”成色愈来愈招致质疑,其后来自嘲道“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故到了上世纪20年代,政坛失意的梁氏为维护其学术地位,埋首于传统学术中深挖细凿,希冀通过扎实的传统学术作品来为自己正名。只惜其天不假年,壮年而逝。
  这一“少”,非胡适莫属。胡乃“但开风气不为师”之人物,其早期治学更强调方法论,如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说。而其著述《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仅有上半部,颇有虎头蛇尾、难以为继之嫌。当年北大课堂上,黄侃没少抓住此短处对胡进行冷嘲热讽。其曾对学生说:“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问其原因。黄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边没有了也。”虽培养出诸如顾颉刚、傅斯年、罗尔纲这样的一等一大家,但困于政学两界庶务,胡迟迟拿不出像样的作品,昔日黄侃的戏言仿佛谶语般压在其心头。至40年代,胡终下定决心,不再奢谈理论,居然回到当年黄侃式的研究路数,按照弟子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所述,对《水经注》《红楼梦》等经典进行复杂而细密的考证。
  胡适晚年于一次讲座上,特引宋人笔记中的掌故,指出治学无非“勤、谨、和、缓”四字诀。“勤”即不躲懒,不偷懒,认认真真地上天入地找材料;“谨”即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一点一滴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和”即虚心,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动火气,做考据,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缓”即叫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凡是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证据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案子。如此看来,胡氏的治学“四字诀”俨然就是黄侃“五十岁前不著书”之翻版,异曲而同工。
  新世纪以来兴起的“民国热”,已持续十年有余,看似沸点挺高,实则其间产生的作品良莠不齐,算不得成熟。如对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王国维、钱穆等治学历程的描述,大有模仿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之风,要么是海外游学得高人点拨的奇遇,要么是天赋异禀、一日忽而顿悟自通的桥段,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说白了,治学就是个苦功夫。即使是天资超凡之大师,亦须先因后创、沉潜钻研数十年。黄侃慎于著述,梁、胡悔其少作,皆表明学人写文章,一面要立说,另一面也要善于藏拙。毕竟任何知识体系都不会尽善尽美,文史研究更需长时间的潜心磨练,方有可能得出些许真知灼见,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谁坐得下,耐住寂寞,谁才有可能攀上学术高峰。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须慎之又慎,反观今人,大都抱着“出名要趁早”之观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于发表,以博取名利。长此以往,他们常常将一孔之见放大为真理,不假思索地拿来西方的理论框架加以套用,忽视其所需的必要语境和适用范围,其学说看似天马行空,热闹非凡,实则原地踏步,无甚创获。“欲速则不达”,这往往是此类快手、高产学者们最应牢记却最易忽视的金玉良言。“慢工出细活”,或许做学问的真谛不过如此,也惟有如此。
  故治学有终南捷径吗?“这个真没有!”
刘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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