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齐鲁文化 > 论丛

城市,如何既真且善又美?

2014-08-06 09:49:00      作者:      来源:
新型城镇化的原理在于人类所一直追寻的“真、善、美”,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都有其局限性,必须以文化型城市化来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 刘士林

旧的城市化,一般只有政治、经济的考虑,而文化则是被遗忘的,甚至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新型城镇化的原理在于人类所一直追寻的“真、善、美”,传统的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都有其局限性,必须以文化型城市化来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

新型城镇化既是一个要求更高的战略目标,也是一个压力更大、环境和矛盾空前复杂的演化进程,要想避免“穿新鞋走老路”,最重要的是先做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设计”。
  前30年的政治型城市化与后30年的经济型城市化
“新”必然相对于“旧”而言,要想科学界定“什么是新型城镇化”,首先应弄清楚“什么是旧的城市化”。对此不能仅停留在“雾霾”、“水污染”、“高房价”、“拥堵”、“半城市化”等具体问题上,而需要有更长远的历史眼光。
从世界城市化的历史看,迄今为止主要经历了两种传统形态,分别可称为“古代城市化”和“现代城市化”。自从有了城市,前一种城市化就已出现。但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古代世界中,城市发展一直步履维艰、进展缓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相关研究表明,当时世界城市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1%。现代城市化进程源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工厂生产对劳动力的强烈需求,使城市人口开始快速增加,到20世纪初,世界城市人口占比已达到13.6%。但全球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人类在20世纪中期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的事情。到2008年,城市人口已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中国是人类城市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其城市文明在古代世界一直遥遥领先。但在“以农为本”的大背景下,我国古代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7.3%。改革开放以后,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契机,这个古老的农业国家迅速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一日千里、日新月异。2011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仅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初步完成了从古代城市化向现代城市化的转型和过渡。
为什么这两种城市化的后果如此不同?这主要可归结为发展模式问题。古代城市化在模式上可以称为政治型城市化,现代城市化则是经济型城市化。政治型城市化以中国古代为典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都城,皇宫往往占据城市中心,这是城市空间中最好的资源。而最能代表城市天性的商业区和生活区,则被排挤到城市的边缘地带。即使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城市也未能幸免。如明代的苏州,“与政治有关的建筑仍然在城市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城中甚至有二十八座驻扎军队的兵营”。现代城市化始于欧洲工业革命,核心是解构了封建政治对城市经济天性的压迫和扭曲。土地和人口是城市发展的两大要素,工业革命一方面使工业生产成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彻底摧毁了封建庄园经济;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对人本身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解除了现代城市化的瓶颈。自此以后,城市的经济天性和功能日益成熟,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这两种传统的城市化模式,在新中国城市发展中也十分清晰。新中国前30年,政治型城市化是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需要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与政治利益、带有浓郁“逆城市化”特点的城市化模式。如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政府从城里迁出了2000万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撤销了大部分10万人以下的市和大批不符合条件的镇。城市由1961年的208个减少到1964年的169个,建制镇更是由5404个下降到3148个,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75%下降到1963年的16.84%,包括后来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都是出于“减少城镇人口”、“减少财政压力”的政治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经济型城市化成为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城市商业与服务功能的全面复兴以及城市建制与城市人口的迅速扩张。1978年全国小城镇仅为2176座,至2000年猛增至20312座;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
从历史上讲,古代城市化和现代城市化都属于传统城市化形态,从类型上讲,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都是旧的城市化模式。在人类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如果必然要出现新的城市化形态和城市化模式,那么,一个基本前提是,新型城镇化在形态上必然不同于古代城市化和现代城市化,同时在模式上也不同于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
  由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蜕变为了文明的绊脚石
当然,新和旧也是相对的。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在最初的阶段,也各有各的合理性。如新中国刚成立时,为了维护新生政权,以准军事化的手段迅速解决资源的分散状态,形成强大的国力,不仅无可厚非,也是不二选择。而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问题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必须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促使国营经济、民营经济、外国资本活跃起来,恢复城市受压抑和变畸形的经济本性,以彻底改变中国当时的落后和停顿状态。
政治型城市化最大的“成”,是成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后来一切事业和奋斗的基础和母体。最大的“败”则是“政治”压抑了“经济”,导致了城市人口减少、生产凋敝、城乡分化加剧、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普遍窘迫与贫困。由政治主导的城市化,正如拿破仑所说“政治就是命运”,国家和政府垄断了所有的生产资料,也掌握着所有人的命运,行政手段不仅决定了生产什么和不生产什么,也决定了人们“进城还是出城”。新中国前30年,这一特色集中体现为“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经济发展,均非出于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和内在需要,由此导致了两大后遗症:一是1.59亿的“半城市化”人口,二是难以打破的“土地财政”问题。
经济型城市化最大的“得”,是目前我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不仅顺利抵抗住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城市竞争力。而最大的“失”则是与所有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阶段的国家一样,一方面,现代工业、技术的广泛运用恶性损耗和污染了大自然,使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已逼近“红线”;另一方面,现代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严重冲击和破坏了传统的文化价值和社会秩序,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心理危机方面的矛盾愈演愈烈。作为经济型城市化核心的“浮士德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贪得无厌、以感官欲望满足为目标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它一方面以消费文化深度解构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亵渎了一切传统的美好价值和信条,使当代人精神空虚、无家可归;另一方面又以现代工业彻底改变了自然环境和小农生产方式,尽管这直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商业的繁华,但却使城市深陷于各种“城市病”而无法自拔。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芒福德所说的“罗马化”,即“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
原本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巨大合理性的两种城市化模式,大约都在持续了30年后开始陷入困境,由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蜕变为文明的绊脚石。这是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的逻辑条件和社会背景。由此可知,新型城镇化一定是不同于政治主导或经济主导的城市化,同时也要看它能否真正解决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的各种后遗症。
  以真、善、美为基础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三统一
在充分认识到旧城市化的局限与问题后,最重要的是确立新型城镇化的主题和框架,以旗帜鲜明的主题与各种传统城市化划清界限,以科学严谨的框架为启动新型城镇化创造理论和主体条件。
首先,新型城镇化的主题是文化型城市化。在深层次和根本性上,新型城镇化提出的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问题,是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这两种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发展道路如何转变的问题,是要从根本上扭转政治型城市化必然产生的“户籍”和“土地”问题以及经济型城市化必然导致的“城市大跃进”和“城市文化病”问题。要想“一举两得”地解决这两种发展方式的问题,就必须找到它们共同的根源。城市的真正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而无论是政治型城市化导致的人在现实中的种种不平等关系,还是经济型城市化引发的“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都与城市的本质背道而驰。
因此,城市的本质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当代城市最新的精神觉醒。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以伦敦、巴塞罗那、新加坡、香港为代表的文化城市迅速崛起,它们针对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开始寻求通过文化建设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对中国而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探索城市科学发展的双重压力下,2005年以来,很多城市都放弃了一度狂热的“国际大都市”定位,如北京率先提出建设“宜居城市”、上海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也包括其他的“生态城市”、“旅游城市”、“文化城市”、“创新城市”等,这些都可看作是对全球文化城市潮流的呼应和参与。这种不同于政治主导和经济主导的城市化,可命名为文化型城市化。文化型城市化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劳动者的主体生产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城市全面发展的理念与模式。如果说,“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最高本质,那么也可以说,文化型城市化是新型城镇化的真正主题。
其次,新型城镇化在框架上是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和文化型城市化的有机统一。城市不是童话王国,仅有文化是不够的,政治与经济对实现城市的文化本质也是两大决定性因素。这就是说,新型城镇化在整体框架中必然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的内容,而旧的城市化,一般只有政治、经济的考虑,而文化则是被遗忘的,甚至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如何正确处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新型城镇化的原理在于康德提出的“真、善、美”。城市是人的城市,以真、善、美为基础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也完整再现了一个理想城市的基本需要,即“真—城市经济功能—经济型城市化”,“善—城市政治功能—政治型城市化”,“美—城市文化功能—文化型城市化”。如同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知识和工具理性、道德和社会理性以及自由和审美能力一样,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在逻辑上也必然包括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和文化型城市化三个层面,分别解决城市发展需要的制度文明、物质基础和人文精神,即新型城镇化是以文化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政治建设为目标的城市化进程。
但很显然,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刚刚拉开序幕。在明确了主题和框架之后,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一是正确认识三种城市化模式的关系。三种城市化模式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缠绕和相互生成的。这在当下突出表现为三大问题和任务:城市管理,主要是解决政治型城市化遗留的“行政化传统”;城市经济,主要是解决经济型城市化造成的“城市病问题”;城市文化,主要是解决“城市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这三方面既激烈冲突又各有各的合理性,最需要的是全盘考虑和相互平衡。
二是文化型城市化是一个新生事物,应严防被“误读”和“过度阐释”。城市经济天生具有“理性的狡黠”,消费社会也善于把一切都变成商业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尽管“文化城市”、“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等震耳欲聋,但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甚至是打着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的旗号,大搞“土地财政”或房地产开发的老一套。如果不把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搞清楚,就不可能走出传统城市发展的误区和陷阱,也不会有真正的新型城镇化诞生,一切终不过是一场符号的游戏和话语的狂欢。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已经不少,我们衷心希望不要在新型城镇化身上再度重演。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江波

重大活动报道集> MORE
10年之后的今天,面对新的传播环境,面对省委的新要求和读者的新期待,我们秉持10年来行之有效的办报理念,着力提升内在质量,彰显...<详细>
周末特稿>MORE

一项规划变更带来的博弈

兖州市九州方圆小区,因一项规划方案的变更,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居民、开发商、政府部门之间展开了艰难的博弈。小区E区20号楼的居民向记者说:规划变更带来一系列问题,他们反映了一年多时间,却没有得到解决。在他们的反对、质疑声中,商业楼依然“拔地而起”,经济补偿则“一毛没拔”。

往期调查

关于我们 - 报业集团 - 版权声明 - 广告业务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C) 2001-2011 dzwww.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大众报业集团主办 Email:webmaster@dzwww.com 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

鲁ICP备09023866号 新出网证(鲁)字02号 网络视听许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