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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与回归:徂徕山圣旨摩崖

2012-03-20 09:39:00      作者:      来源:
1987年7月,李继生与周郢相约前往徂徕山考古调查。行至深谷,两人迷路。就在焦急莫名,准备在山中过夜之时,一位锄地晚归的农民出现,将二人领至家中安排食宿。夜间闲聊,得知他们在考古调查时,农民顺口说,屋后便有一处古代石刻。

  □ 任宇波 刘传录
  历史像一个九连环。如果说辨识与解读人文史迹,是还原历史的重要一环,那么人文史迹的发现过程同样也是九连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环相扣,才得真相。
  摩崖,即刻在山崖石壁上的文字。徂徕山蒙古大汗圣旨摩崖,刻于八百多年前,在三十载因缘和合后,几位学者的“远行”带来了它的“回归”,于2010年5月正式面向世人,为研究山东地方世侯与蒙古汗庭、全真教关系补充了重要研究史料。

  远行:三十年间探陈迹
  徂徕山,属泰安市,地处泰山东南,山势雄伟,幽深绵延,以美松名,多古迹,又以摩崖为最。
  1987年7月,正值炎夏,泰山研究学者李继生与周郢相约前往徂徕山中考古探访。行至深谷,两人古迹未探到,因地形不熟,出山不得。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李、周焦急莫名,准备在山上垒砌石围,轮流守护过夜之时,一位锄地晚归的热心农民适时地出现,将二人领至家中,安排食宿。夜间闲聊,得知他们是进行考古调查时,农民顺口说,屋后便有一处古代石刻。
  这一线索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李、周二人兴奋不已,次日天一亮,两人便寻至屋后,果然看见一方巨大的摩崖,附近还散落着“古云岩”、“密真堂”、“玩峰亭”、“重修上清之观”等题刻。但摩崖字迹已经漫漶,经泼水辨认,只识读出“泰定军节度使”、“宥”等残字,初步推断这应是一方蒙元石刻。
  惜当时两人行迹匆忙,未记清详细方位、村落及房屋主人的名字。日后再探访时,却难以回忆出当时所走路线,几次重来都未能寻获。就这样,依然旧时行履人,不是过去行履处,徂徕摩崖对他们而言,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
  无独有偶。泰安当地的学者刘传录,上世纪80年代还在读初中,在姥爷的带领下,曾走遍了徂徕山的山前山后。在搜神洞,他第一次见到了巨大的四方摩崖,据姥爷讲,这原来有个道士观,摩崖是皇帝碑,摩崖上的“炼神庵”和“节度使时宥”几个字,让他印象深刻。前后他共有三次试图认清楚摩崖石刻,但因风化严重,字迹缺失,一直未能达成心愿。
  日月如流,2010年5月,周郢、刘传录一同外出考察时,闲暇交谈,发现两人均与徂徕山摩崖有所渊源。两人激动不已,那片刻石会不会是同一个蒙元摩崖呢?当即商定,再对徂徕石刻作一番细致探访。
  同月,在刘传录导引下,周郢与文物专家张亚明来到徂徕山南麓,沿着一条涧谷向上攀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攀爬,在万峰环拥,深谷幽邃之处,遥见几座业已废弃的民居。周郢当即认出这正是二十多年前的借宿之地。当他们绕过房舍,来到后面的石壁前,顿为之惊呼——那一片密密麻麻的文字,仍无恙留存在绝壁之上。三人立即找来木梯,搭成支架,由张亚明进行摹拓,限于时间,只完成三分之一。
  为了获得全璧,一年之后,周郢和刘传录带领一个考古小组再次赴徂徕考察石刻,又约请了石刻专家赵波平与道教学博士张琰同行。到达后立即进行拓制,八百年前的摩崖记文,在墨扑摹印下,终于完整地显现在今人面前。

  真相:政治宗教的媾和
  徂徕山,又名驼来山,相传是张果老为与碧霞元君的泰山比高,倒骑驴从各地驮山相叠而成,其与道教的渊源可见一斑。
  结合已存史料以及刻石记录的徂徕山炼神庵的修复和壮大情况,泰山地区全真教的发展逐渐展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图景。
  读过金庸“射雕三部曲”的人,对全真教应该都不陌生。全真教,也称全真道或全真派,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派别,因创始人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而得名。该派汲取儒、释部分思想,声称三教同流,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纯一”和“正心诚意,少思寡欲”。
  在全真教发展过程中,一直为南宋、金、蒙古三方所极力拉拢,但审时度势之后,全真教看到了蒙古力量的方兴未艾,作出“却金使,谢宋聘,独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的决定。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1220~1223年)间,全真教第五任掌教丘处机应诏,以70岁高龄携尹志平、李志常等18弟子,跋涉数千里,历经磨难,赴西域大雪山谒见成吉思汗,受到大汗的器重。
  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无疑为全真教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1227年,成吉思汗下诏将天长观改名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并赐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即诏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此后直到金亡,全真教在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和金朝统治区域齐头并进、同时发展。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广保研究,由于蒙古人对北方中国虽然已经成功实现军事占领,但却并没有予以直接治理,而是将其交由汉地大大小小的诸侯统治。因此全真教在北方中国的发展虽说藉重蒙古皇室的护持,然而主要还是通过与地方诸侯合作实现的。
  全真教在泰安的发展,不能不提世侯严实。严实,泰安长清人。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太师木华黎徇地山东,严实知南宋不足恃,据《元史·严实传》记:“(庚辰)七月,谒太师木华黎于军门,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户三十万来归,木华黎承制拜实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这是严实归附蒙古的开始,攻克东平并建行省。1234年严实至和林觐见元太宗,严实被授为东平路行军万户,为元初汉地7个万户之一。
  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严实邀请境内全真高道普照大师范圆曦住持东平上清观。严实开府东平,发起了规模浩大的重建泰山宫观运动,委派会真宫道士张志纯兴复泰山各庙,玉女祠(即后世之碧霞祠)、会真宫、玉帝殿、圣祖殿、岱岳观等皆予增修。严实死后,其子继续支持张志纯的修建活动。
  张广保研究分析,蒙古国时期,北方中国汉族诸侯们将其辖区宫观修缮移交全真教之真实意图,并非仅关涉宗教信仰,而是为了表明他们归顺蒙古统治的政治意图。因为此时的全真教从政治功能方面看,差不多相当于蒙古人的国教,所以是否归顺丘门一系全真教,实际上就相当于一种政治态度的标识。这也是全真教在蒙古国时期获得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严实入据东平后,泰安豪强泰定节度使、开国侯时珍,归顺其麾下。严氏邀请全真高道主持上清观,对当时管理徂徕山的时珍父子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在战火中“殿宇堂庑尽为灰烬”的徂徕山的道观寺庙给予重修。
  如此看来,修复摩崖石刻记载的炼神庵是时珍父子政治态度的体现。所以他们邀请的主事人是丘处机的嫡传派弟子丁志年,丁志年是范志敦的弟子,范志敦中年出家,师礼丘处机,道号为真常子,丁志年年少即拜范志敦为师,尽得其学,为全真第四代传人。
  元太祖二十年(1225),全真道士丁志年(号古阳子)来游徂徕,居葛氏岩之炼神庵废址。此为全真教派入居徂徕之始。因金末贞祐之乱,徂徕山炼神庵毁于战乱。丁志年为实现炼神庵的复兴,在时珍父子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重修了位于二圣宫附近葛氏岩的炼神庵,在元太宗十二年实现“殿堂室馆、庖厨园圃,咸有伦序”。为表彰丁志年的功绩,海迷失后(元定宗皇后,监国)二年(1250年)十二月,时宥上报主管当地宗教的东平府路道录司,道录司上报蒙古朝廷,请得圣旨。海迷失后圣旨:“赐丁志年金襴紫服,并授以和光大师之号。”同时颁予牒文,刻石庵中。泰定军节度使命人为其撰写《复兴葛氏岩炼神庵记》,刻石于岩壁,以纪始末。这就是徂徕山成吉思汗圣旨摩崖的来历。
  据史料分析,炼神庵至少毁于明代以前,明朝编撰的《泰安州志》已经没有记载。丘处机去世后,道教两次遭到焚经的打击,第二次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颁旨焚毁《道德经》外的其余《道藏》经文印版,这次事件也影响了泰山,炼神庵大约毁于这时。
  
  回归:因为稀缺,所以珍贵
  据悉,对蒙元时期蒙古宗王、汉地世侯与全真教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无论是蒙元史界,还是道教研究界,对此做系统研究的人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材料很少,正史中绝少看到,只有在有关全真教碑刻、元人文集中才能找到一些片断。所以一旦有新发现的摩崖碑刻内容涉及相关主题,那么对于研究三者关系无疑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复兴葛氏岩炼神庵记》摩崖高2.16米,通长约5米,共分四方,分别系蒙古国时期的炼神庵记及牒文。其内容不仅历代金石专书从无著录,即使搜求徂徕山古迹详备的《泰山道里记》、《岱览》、《泰山志》等地方志乘也没有记载,足以证明这是一次全新的发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刻石庵中的蒙廷颁予的牒文,该牒除了记述朝廷赐予丁志年紫服和光大师之号之外,还节录了8件成吉思汗等蒙古皇帝圣旨、后妃懿旨、太子令旨。经查对蒙古史录,这些诏旨绝大部分不见于史籍著录;如所录成吉思汗当年颁给丘处机的诏旨“丘神仙门下出家师德名号”,在元史中消失已久,现存各种蒙廷诏旨均无此段文字,属于国内第一次发现,意义非凡。而窝阔台的孛罗真皇后、唆鲁古唐妃懿旨,昔列门、和皙两太子令旨,也是第一次发现。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的皇后和两位太子都在这则牒文里得到身份的证实。摩崖旨文的发现,对考察蒙古汗廷与全真道的关系,了解蒙古朝廷内的运作情况,提供了诸多珍秘史料。
  泰山研究学者周郢认为,摩崖所记史实,对了解800年前蒙古国时期全真教在泰山的传播情况,以及与地方世侯及蒙古汗廷的关系,都有重大价值,丁志年所修徂徕山炼神庵为泰山以南的一处全真教传播中心,摩崖刻文可复原泰山全真教史的历史真相。
  蒙元史大家蔡美彪先生获知这一发现后,特致函周郢称:“蒙古初期文献传世无多,泰山摩崖文字记事,实为重要发现,于译名、年代多可补正文献之不足。”相信随着对徂徕摩崖的深入解读,诸多800年前的汗廷内幕与全真教秘史将逐渐揭开。     (摄影/周郢)
娄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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