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魏太尉华歆是高唐人，他以德行显名，与邴原、管宁相交，当时称誉三人为“一龙”，华歆为“龙首”，邴原为为龙腹，管宁为龙尾。
　　华歆论人论事都持正平和，他的后代把这种不激不厉的心态用到史书的著述上。
　　高唐固河北三华里有一村庄叫大华庄，该庄西北现存一古墓，封土高3米，直径7米，封土顶部有一透洞，借此可观墓室。此墓为砖石结构，圆形拱顶压在平面为八角形的墓墙之上。《高唐县志》记载此为三国时期魏臣华歆之墓，当地的华姓家族也辈辈相传认定此为祖坟。

　　华歆的两副历史面孔

　　华歆（157年-231年），字子鱼，年轻时曾被举为孝廉，东汉恒帝时累官尚书令，后依归曹操，官至太尉。历仕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华歆是汉魏时期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的人物，作为汉大臣之一的华歆，参与了汉禅位于魏的改朝换代的重大政治事件。
　　有一出传统京剧《白逼宫》，说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刘协幽居深宫，皇位不保，乃与伏后商议，草就血诏，嘱其父密图汉贼，曹操获悉，带剑入宫，杖毙伏后，毒杀其子。这出戏川剧的名称叫《血带诏》，而湘剧的名称直接就叫《华歆逼宫》。剧中曹操派华歆“勒兵入宫”，华歆“坏户发壁，牵后出”，他进宫收捕伏后并将她毒死，还把她所生的两个小皇子杀死，皇后兄弟及亲族死者甚多。剧中的华歆好一副奸佞小人形象。
　　作为戏剧人物的华歆还出现在京剧《受禅台》（又名《献帝让位》）中，剧中的汉献帝刘协，挂白须，着素衣、手捧玉玺，满怀丧国之痛，唱腔凄惨；太尉华歆，金冠玉带，翎羽高挑，按剑逼帝，挥来使去，又是一副奸臣模样。
　　历代对华歆的操守、德行均有不同看法。有不少人因他参与禅位事件，认定他就是个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奸臣。其实，华歆“逼帝禅位”只停留在戏曲、小说之中，史书并无确切记载，《三国演义》中有“华歆诌事魏，故草次诏，威逼献帝降之”的段落，很明显华歆的舞台形象是根据小说加工塑造的。文人笔记《世说新语》也以华歆故事佐证他德行卑污：“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管宁瞧不起华歆贪慕荣华，以此印证华歆操守不如管宁。
　　在正史记载中，华歆却甚有清名。《三国志·华歆传》记载：华歆做高唐吏时，“议论持平，语不毁人”；他出任豫章太守时“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爱之”。《三国志》还特别谈到：华歆在曹丕受汉禅时，并非气焰嚣张，实是面有忧色，曹丕很不满意，问尚书陈群：“我应天受禅，文武群臣加官进爵，人人莫不欢喜，唯华歆和你不悦，这是何故？”陈群答曰：“我和华歆都是汉朝旧臣，若真像大家一样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或许还会引起你的憎恶吧。”曹丕听了，遂打消疑虑。王沈著《魏书》说，华歆“性周密，举动谨慎”。陈寿在《三国志》中也称道华歆“清纯德素”，为“一时之俊伟”。裴松之则赞誉华歆“积德居顺，其智可及也”，还评价他“事上以忠，济下以仁”。史书中还特别提到华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居三公之位的华歆，家庭生活非常简朴当是事实。对于戏剧、小说将华歆塑造成奸臣模样，今天看来，当与“汉为正统”以及“尊刘抑曹”的传统历史观念有关。

　　德行名士有高风

　　汉初平元年（190年）华歆迁任豫章（今南昌）太守，他为政清廉，出台的号令和措施都清静而不繁乱，深得百姓爱戴。汉建安5年（200年）华歆被调朝中为官，其部下、百姓送了很多礼物，华歆当面全部收下，注明送礼人姓名后加以保存。临别时，当地攀辕挥泪送者过千人，此时华歆将礼物全部拿出，对送行的人说：“情意已经收下，非常感谢，礼物却不得不请大家各自取回。”
　　汉灵帝死后，外戚何进辅政，接着董卓乱汉，为避西京之乱，华歆与一行人从小路步行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县），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独行，想要和他们一起避难，所有人都同情老人并同意让他随行，只有华歆说：“不可以，现在处在危险之中，无论祸福患害，都要讲究一个‘义’字，现在无故接受一个外人，又不知他品行如何，现在接受了他，将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能中途抛弃他吗？”但大家都不忍心拒绝老人，于是就带他同行，走到半路上，这位老人掉到了井中，众人都想抛弃他不管，只有华歆说：“既然当初接受了他，现在抛弃他不管是不仁义的。”于是，大家共同救出老人。对这件事，大家都称赞华歆的仁德。
　　魏太和年间，魏明帝派曹真从子午道（关中至汉中的通道）进军征伐蜀汉，皇帝车驾则向东来到许昌，华歆有机会见到魏明帝。对此，华歆大胆上疏分析天下政治形势，提出了修文德的主张，他说：“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所以应该注重农业生产，安定百姓，如果大魏没有饥寒的忧患，百姓没有背井离乡的心情，那样天下才能治理好；如果真能做到圣贤的教化日日深入，那么远方的人就会感怀威德，吴蜀之民也会归附的。华歆认为，首先应留心治国圣道，征战只能在不得已的时候使用。当时华歆言辞恳切，深深打动了魏明帝，且又恰逢秋季大雨，魏明帝终于听从华歆建议，诏令曹真退兵。

　　两代而成《汉后书》

　　《世说新语》讲到华歆对待子孙特别严格，“遇弟子甚整，虽闲室之内，严如朝典。”魏太和五年（231年），华歆去世。其孙华峤《谱叙》记载，华歆有三子，其中华表最知名。华表（203年-275年）历仕魏晋两代。魏晋时期政治环境特别恶劣，华表并不热衷为官，后来他“称疾乞骸骨”，要求退职，以自己不积极于政治的态度避免了祸患。华表身后也有三子，其中以华峤最为知名。华峤（？-293年）受家学影响，博览群书，才学深广，年少时就有大名，但他如同其父，并不积极于政治功名，一心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史风气大盛，当时修史体制不经，除官修以外，私人著述大量出现，而且各种历史观点不断出新，著者辈出，各抒己见，史学领域出现活跃局面。受大环境影响，加上华峤广见博闻有“良史之志”，且朝廷任其为秘书监，专管朝廷的图书典籍，这为华峤的撰史提供了条件。
　　西晋时期流行的写东汉历史的著作是《东观汉记》，它是东汉王朝集中文人着力编写的，此书写成不久，孙吴的谢承就写了一部《后汉书》，达130卷，时人称为东汉“第一良史”。然而华峤没有迷信“第一良史”，认为这些史书过于琐碎杂秽，大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于是华峤搜集史料，从事著述，撰写《汉后书》。《汉后书》记载了从东汉光武帝到献帝的195年历史，共97卷。然而，华峤生性好酒，经常大醉不醒。晋元康三年（293年）在《汉后书》十典（即志）还未完成时就去世了。好在华峤的儿子华彻、华畅相继被任命为佐著作郎，成为当时专门修史的官员，继续《汉后书》的写作，终于使之大功告成。
　　《汉后书》完成后，朝廷大臣共议，认为此书文质兼备，史实核实，有司马迁、班固的风范，于是就将它藏之秘府。华峤以后司马彪又写了《续汉书》83卷，也是一部质量很高的私人历史著述，这两部书对南朝范晔后来撰写《后汉书》提供了借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后汉史书：“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己论后汉史：“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为最。”称赞华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
　　令人感到可惜的是，《汉后书》成书后不久，就在西晋永嘉之乱时散佚了，当时只剩30卷，后来这30卷本也陆续散佚了。如刘知己等后之学者，他们从残破篇章中就给予《汉后书》如此高的评价，可见此书的不同凡响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