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来到今文登一带，召集文人学士登城东山吟诗作赋；公元568年这里设县，便取“文士登山”之意命名“文登”。文登数千年重教崇文风尚不断，东鲁遗风会聚而成“文登学”——

　　秦始皇东巡曾经两次经过文登文山，文山之上有召文台，“台之东南隅，有文星石，石之前，刻魁星像”。在文登，一个“文”字赋予这域土地以文化的灵秀。宋元丰八年苏东坡被任命为登州太守，他在此任上只做了5天。尽管如此，大诗人在目睹文登民众勤奋好学风尚后，不由得发出“至今鲁东遗风在，十万人家读书声”的赞叹。明万历四十二年，文登知县有禁令谓：“文山乃文邑祖龙，民命文运悠关，如有在此取土者，罚土千担，树千株。”一道禁令由取土而言及“民命文运”，足见文化在历朝历代文登人心目中的地位。
　　给秦始皇上“文化课”
　　1973年在文登山镇出土了一件珍贵文物——秦代铁权，这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铸造的衡具。秦权呈馒头状，上铸桥形把柄，重32公斤，高19.4厘米，底径25厘米，权旁镶铜片一处，上铭秦始皇40字诏文。秦代铁权是秦始皇推行“一法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等重大社会变革的证物，说明秦始皇“普施明法，经纬天下”，影响所及已达秦疆东陲。
　　史书记载，秦始皇两巡陲县，汉武帝三游东莱，他们在文登巡行驻跸，不仅扩大了文登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更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日趋发达，孕育了诸多高士名流。其实，秦王朝的教化只是一个方面，文登人自古崇文重教，人文和文化传统自成一脉。相传，文登人也曾给东巡的秦始皇以很好的教化，为这位不可一世的天子上了一堂深刻而生动的“文化课”：
　　昆嵛山腹地有一个美丽村庄——晒字村，原名“龙石晒字”，这一奇特古雅的名字源于一段古老传说。那是战国时期，有黄氏兄弟二人在昆嵛山下辛勤耕作，与世无争，闲暇时以诗词文赋教育后代。由于当时没有纸笔，黄氏兄弟就把诗文写在树叶树皮上。为防止写有诗文的树皮书页霉烂，每逢风和日丽，兄弟俩便拿出这些诗文到住处附近的大石上晾晒。秦始皇东巡，路经此地，见到处古树参天，云雾缭绕，犹如仙境。秦始皇很是好奇，他和手下人寻觅来到黄氏兄弟的茅屋前，见屋内人已逃避，但衣食完好，便派李斯等人寻找这里的居民。当李斯费尽周折寻见黄氏兄弟时，李斯见眼前之人不拿衣服粮食，却背着树叶树皮，顿生疑窦，寻问原由。黄氏兄弟答道：“衣服可以织出来，粮食可以种出来，诗文失落就找不回来了。”李斯拿过树皮树叶翻看，果见上面字迹隽秀，行垄清晰，作诗行文煞费苦心。李斯感到此事很有意义，就带着黄氏兄弟进见秦始皇。秦始皇看了这些诗文后连连称赞：“尔等龙石晒字，难能可贵。”“龙石晒字”四字从秦始皇嘴里一出，此地就有了“龙石晒字”的地名。据传，秦始皇上了这一课后，还懊悔焚书坑儒之举，所以他登文山时，所召文人贤士中特意加上了黄氏兄弟。
　　如今，文山召文台还在，已故著名学者于植元教授撰联曰：“祖龙驻跸文士登山古县得名自昔始，黔首知书田夫晒字昆嵛佳话至今传。”
　　“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文登有一方田地叫“郑家岚子”，相传是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耕种的田野；在文登南郑家村和北郑家村，村民世世代代在房前屋后栽植一种细长而有韧性的草，称为“康成书带草”，用来缅怀郑玄对当地的教化之功。如果假以历史的眼光，培植文登一域文化沃土的真正功臣，不是秦始皇，而是郑康成。
　　汉朝建国后，将文登西南昌阳城命名为“昌阳郡”。汉末宦官作乱、三国争雄，民众多逃此避难，文人、武士隐居者甚多，其中经学大师郑玄的到来，开“文登学”先河。郑玄（127年-200年），字康成，东汉经学家，高密郑公村人。郑玄13岁能诵读五经，21岁博览群书，精通历数、算术、图纬，公元160年，郑玄西入函谷关，拜著名古文经学家马融为师。6年之后，郑玄拜辞恩师回山东故里。马融感慨地对弟子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汉延熹九年（167年），41岁的郑玄携亲带友一起来到昌阳境内的长学山（今文登市米山镇），看到这里“西接昆嵛，东俯昌水，南揖苍海，北据甘泉，土地肥沃，民风淳朴”，就决定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寓居之所，垒石屋建造“康成讲堂”，招弟子设立“长学书院”。他一边种田，一边讲学，教民习文修武，遂使此地文化兴起，风化渐开。郑玄在文登共收弟子三千多人，形成了郑氏学派和“东鲁学风”，奠定了“文登学”深厚基础，历经隋唐五代，文风蔼然，久盛不衰。
　　汉建宁四年（171年），郑玄遭受“党锢之祸”，45岁的他被禁锢。郑玄胸襟开阔，不屑争辩，隐居长学山中，一心授徒注书。他注解的经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取各家精华，综合古今，融为一体，独创了一门新学派——郑学。在此之前，今、古文经学两派相互攻击，郑注出现以后，人们转而崇尚郑学，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使经学进入了“小统一时代”。
　　直到58岁，郑玄才蒙赦令，被禁锢前后长达14年。遍查历史典籍，没有资料证明郑玄曾离开过“东莱”“客耕”之地，说明他在文登整整生活了17年，可以说郑玄的主要成就都是在文登完成的。他教出的学生个个都是饱学之士，这些人开馆授徒，代代不绝，“由是东方学者多通经术”，形成了日益繁盛的兴学之风。
　　“千载涧中流出水，琅琅犹带读书声。”至宋庆历年间，文登已是学宫遍布，清光绪五年学宫“规模宏大，冠于诸县”。为纪念郑玄的功绩，明洪武以来，郑玄的木主牌位被供进了“文登乡贤祠”，在被供奉的26位乡贤中，他是唯一寓居人士。
　　徐士林的清流雅望
　　乾隆六年（1741年），清王朝的江苏巡抚在回故乡途中病逝，乾隆帝下令将其画像进“贤良祠”，与开国元勋和辅佐重臣同等待遇，这是清朝任巡抚职务之人死后进“贤良祠”的第一人，他就是徐士林。徐士林（1684年-1741年），文登爬山后人，出生农民家庭，“秉性质直”，入私塾后，奋志励学，27岁中举，29岁中进士，曾为皇子皇孙授课，乾隆皇帝也在其学生之中。所以说，乾隆皇帝的满腹经纶其中就有“文登学”的因子。
　　徐士林先后任内阁中书、刑部主事、礼部主事、晋员外郎等职。清雍正五年徐士林出任江南安庆知府，10年后转任江苏按察使，乾隆元年任河南布政使，乾隆五年升任江苏巡抚。徐士林生性廉俭，赴江苏按察使任时，仅仆从三人和一担行李。吴地风俗奢侈，游惰者多，徐士林“坐卧处布衾木榻”，曾在“沧浪亭”设五簋粗米饭宴请乡绅，从此，五簋脱粟称“徐公宴”，传遍江南，“节俭之风始行”。
　　徐士林精于断案，史称“治狱如神”。在30多年宦海生涯中，亲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为官清廉，堪为师表。徐士林每定一案，必先摘大略牌示，然后才发文册，使官吏不能从中作奸。他常选典型案件，让僚属试判，以“试其才”。他再三告诫：执法过于严苛了，易激化矛盾；轻了，则助长坏人坏事。他认为，法律如同医书《本草纲目》一样，种种案件千头万绪，像病人经络虚实一样复杂，同样照《本草纲目》行医，不善于用药的会治死人；同样照法律办事，执法不当也会有严重后果。
　　徐士林立身端方，敢于直言。乾隆四年进京述职时，皇帝召见，问他：“你看按何标准选用人才？”徐士林答道：“善于反映情况、献纳建议的人，虽然聪敏，不一定是人才；掩盖是非真相的人，好像清白高洁，实为蛀虫。”江苏乃富庶之地，而徐士林又深受皇恩，按惯例进见皇帝应进献重礼，但他却只献《二典三谟要义》一卷，借古典给皇帝提出安邦治国策略。为此，乾隆皇帝朱批：“语不云乎？赠人以物不如赠人以言也。”徐士林曾有一诗最能表达他的“真热血”：“乾坤岂是无情物？民社还依至性人。不有一腔真热血，庙堂未许说经纶。但使无颜皆可富，若非有骨岂能贫!双睛不染金银气，才是英雄一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