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逄春阶　实习生　庄梦琦　李玲

　　■文化名人

　　他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在清华园学习时跟姚依林、蒋南翔、韦君宜等同窗，后来他成了著著名历史学家。
　　2007年11月27日他在兰州走完了91岁的生命旅程。
　　参加“一二·九”运动，掌过门旗
　　历史学家赵俪生是个传奇人物。他祖籍安丘市景芝镇，姥爷、叔姥爷、爷爷都是举人，曾祖当过云南昭通府知府。赵俪生在景芝东庄子上小学，这个小学很有来头，校名的匾额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题的。10岁后他随母亲到青岛谋生，在青岛铁路中学毕业。“当时清华、南开、北大都录取了他，他在北大上了一星期，又羡慕清华的洋楼和优美的校园，就从北大退学，到清华报到。他上的是外语系，却经常听中文系、哲学系、心理系、社会系的课，而他后来却成了历史学家。”赵俪生的本家、现居景芝镇的离休干部赵雷对我们说。
　　“一二·九”运动时赵俪生是骨干，曾与姚依林、郑天翔、王瑶四人发起“抬棺游行”。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列传》中赵俪生有段自述：“‘一二·九’的五次游行，我全参加了，而且掌过门旗……”在“一二·九”后期，蒋南翔找到赵俪生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蒋南翔希望他加入组织，赵俪生说自己考虑考虑。过了些日子，赵俪生去找蒋南翔说，他读列宁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被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批评了马尔托夫。肃反时马尔托夫被列入黑名单，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赵俪生说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表示愿意做一个党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蒋南翔尊重了他的选择。
　　抗战爆发后他与北平一批革命学生到山西参加中共抗日武装，担任营教导员。新中国成立后一般人说起这种经历都会津津乐道以为荣耀，但赵先生谈起当年事只是作为有趣的经历，一副平常心，无所隐讳也并不夸耀。说起在中条山打游击，他坦言自己很胆小，枪一响吓得腿肚子发抖，不是沙场建功的料。
　　1942年，赵俪生因病离开部队，先后到陕西几所学校讲授英语。1947年，经胡适和傅斯年推荐，到河南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解放后，赵俪生先后在济南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1950年进入东北师范大学，次年调到山东大学，1957年8月起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执教，从此定居兰州。
　　赵俪生的三女儿，身居兰州的赵絪在电话里对我们说：“老爷子很倔，他和政界同学一般不打交道。‘四人帮’倒台后，兰州大学的‘右派’都平反了，就是老爷子的问题不解决。问管事的人，他们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因为他是在山东大学打成的右派，要到山东来解决。后来是姚依林亲自过问，才解决了。”
　　请自己的论敌做“主审”，难为了“七只九斤黄”
　　赵俪生的嫡传弟子是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那“七只九斤黄”，“九斤黄”是当时鸡的优良品种，赵先生曾以爱犊之心把他“文革”后首次招的7名研究生喻为“七只九斤黄”，以示对这些可造之才的厚望。当年，下乡知青秦晖学历很低，而且视力上是个半瞎子，赵俪生通过初试和复试认定秦晖是个奇才，但校方不准备录取，赵俪生火了：“他是个人才，别管他是什么‘独眼龙’。不取秦晖，那我一个都不取了！”最后校方做了让步才罢休。如今秦晖已经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回忆，兰州大学“文革”后第一届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重头戏，那次担任中国史研究生答辩主席的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一位著名学者，学生都知道赵先生在“古史分期”、“农民战争”等问题上与这位先生有分歧。对赵先生请这样一位学术见解与自己相左的人来主持答辩，在佩服先生的坦荡胸襟的同时，也认为他们应当进行了交流，既然能请他来，先生一辈之间的学术论争应当不会殃及学生。但没想到心无芥蒂的赵先生根本没有与这位客人做什么沟通，而本系参加答辩委员会的某些教师也极力迎合这位客人的学术偏好，并顺着这些偏好给赵先生弟子设计“绊子”。
　　答辩的时候挤满了各级的研究生和七七级本科生，以至于连走廊里都挤满了听众。上场的学生刚开始还胸有成竹，但后来就架不住几个答辩教师一番番唇枪舌剑的轰炸，一个个用放大镜去挑瑕疵，台上的学生顿时大汗淋漓，空气极为紧张，赵先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这位学生的论文没有获得通过。赵先生很是愤怒，但他罕见地没有发作，而是闭门谢客，拒绝参加后续的答辩。结果那位客人一连等了两个星期硬是不见下文，只好悻悻而返。
　　7个学生，仅有3个拿到了硕士学位，结果出人意料。他的7个学生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当时的论文水准应该说不亚于现在一般的博士论文，后来这届学生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不凡成就，但答辩对他们如此苛刻确实有失公平。赵先生真是太天真，请来自己的论敌又无任何私交，就让他“主审”自己的得意弟子，显然是相信他会公正持平。赵先生伤透了心，从此拒绝再招研，而他的“七只九斤黄”成了他仅有的嫡传弟子。
　　“小有才，有一点肤浅，也有相当的骄傲”
　　赵俪生个性突出，十分真实，没有半点为人处事的圆滑，也不受环境的钳制，率真和透明得近乎于孩子。他内外一致，口无遮拦，凡是看不惯的人和事都会站出来抱打不平，性急之处撸起袖子干仗都时有发生。赵雷说：“赵俪生有才气，脾气大，喝上酒，爱发牢骚。1983年回来时已经67岁，见了我们八叔。小时侯，八叔个子大，调皮，爱搞恶作剧，老让赵俪生当死刑犯，两个孩子架着他枪毙。八叔用洋火枪（一种土制的玩具枪）对准赵俪生的后脑勺，就地正法。一听枪响，架着赵俪生的两个孩子一松手，赵俪生就嘴啃泥了。这事对他幼小的心灵是个摧残。那天赵俪生见了八叔，醉酒了，勾起往事，竟然孩子一样骂起来。”
　　他的率真，让他付出了“代价”，当年他因为引用列宁的话要成仿吾尊重知识分子被迫离开华北大学，后来又因为在中国科学院看不惯郭沫若和于立群对待副院长吴有训、陶孟和的颐指气使，屡发牢骚而得到“影响领导威信”的评语，又离开科学院。1957年“反右”时，本来很左的赵先生又因发表文章《放的关键在于领导》被打成“右派”，从山东大学被发配到兰州。
　　赵俪生在史学界的地位无可争议。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即当时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主要开辟的五个领域：古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融合问题，赵先生被公认是其中两朵（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的创始人。学术成就的最大创建在于建立体系上的史学范式，当时的史学仍然没有脱掉阶级分析的框架，但是赵俪生不死板、不背教条、不畏惧权威，即使郭沫若、范文澜这些史学界最高权威的观点经他一剖析也会漏洞百出，而且他还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考。
　　赵俪生评论自己是“小有才，有一点肤浅，也有相当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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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俪生笔下的郭沫若和闻一多
　　赵俪生生前的回忆录《篱槿堂自述》出版后，在读书界反响不小。在书中对所接触的人物评价上面，不扬恶、不溢美，忠实地记录下个人的眼光与看法。以下是他评价郭沫若和闻一多的节录：
　　郭沫若：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到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立此存照”的……
　　闻一多：闻先生在青岛大学任教授时，曾被学生轰过，说他“不学无术”，这对他是个刺激。据说当时支持闻先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在他无窗室中苦吟着生活烙印的臧克家。闻先生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是学舞台设计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华就拼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这时候写出来的。他也搞考据，搞训诂，但比所有的训诂学家都有高明之处，是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一下就把闻先生爱上了，……到了西南联大，闻先生的学问来了个大跃进，他通过《周易》研究，把古代民俗、古代社会经济、甲骨文、训诂文字凝练到一起了，写出了《周易义证类纂》那样精绝的著作。我中年本是搞“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那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晚年，又不知不觉地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
　　闻（一多）师母高真女士曾喜滋滋给我们讲过一个与王瑶有关的故事，说有一天闻老师下课回家，把书包一摔半天才发话：“咳，咳，我真惭愧呀，当了这些年教授连一个女学生都没拐上手，你看王瑶，才当了一年多国文教师，就拐上一个女学生跑了！”我们一听，原来是讲笑话。其实，这个“拐”字，有点委屈了王瑶夫妇，据我所知，王瑶的夫人杜琇女士当时也是冒着生命危险跟王瑶出走的，因为她的父亲是卢汉手下保卫人员的头头，坚决反对这场婚姻，他们俩是躲进运送货物大卡车的篷布里，才幸免于难。闻先生用了一个“拐”字，只不过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