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患难夫妻，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有一天妻子发现丈夫叛变革命时，毅然与嫂子携手，配合上级派来的锄奸特工，大义灭亲，将丈夫处决。这似乎只有在小说、电影里才出现的传奇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79年前的青岛。2月15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当事人的亲属——82岁高龄的艾蕴老人。
　　艾蕴老人，是文中主人公傅玉真的弟媳妇，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参加革命。如今，老人虽已82岁高龄，但耳聪目明，思维也非常清楚，几十年前惊心动魂的一幕从她口中娓娓道来，让人恍然置身其间。

　　革命家庭英雄本色

　　谈起大义灭亲的两个当事人“姑”和“嫂”，就不能绕开她们中间的一个人——傅书堂。他是“小姑”傅玉真的哥哥，“嫂子”李淑秀的丈夫。
　　这个家堪称革命家庭，兄妹五人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把大家引上革命道路的便是家中的长子——傅书堂。
　　傅书堂出生于高密一个以打铁锔盆为业的家庭。1922年，傅书堂考入青岛四方机厂“艺徒善成所”当徒工，在这里，他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快成了青年工人中的积极分子。1924年夏，经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介绍，傅书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8月间，傅书堂回家乡秘密建立了高密县第一个党支部——城市支部，傅书堂任书记。随后在栾家庄、南郭庄、张鲁集等村建党，成立支部。期间，傅书堂的家既是支部驻地，又是党的交通站。傅书堂的父亲傅炳勋主动担当了掩护重任，对外人常说：“他们上门是找我锔盆锔缸的。”在这种革命的环境下，傅书堂的二妹傅玉真，也早早参加了革命，成为高密县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傅玉真早先在高密发网厂工作。每天下班后，除了在家门口站岗，掩护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外，晚上她还要帮助傅书堂油印传单。高密县城关逢五排十是大集，党员们常在四九晚上秘密出动，把自印的和上级发来的传单贴在人多显眼的地方。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说：共产党快来了!
　　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傅书堂与李淑秀结了婚。李淑秀也是高密人，性格朴实，虽然没有文化，但深受丈夫的影响，也怀着一腔朴素的感情，很自然地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当时县委机关的主要掩护者。

　　白色恐怖“二王”变节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白色恐怖迅速弥漫全国。1928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始统治山东，对山东的共产党人进行了疯狂镇压。
　　大浪淘沙。面对白色恐怖，中共山东省委内部发生了“二王”变节的严重事件：时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复元和他担任省委交通员的哥哥王用章相继叛变投敌，由于二人的身份和工作关系，对山东各地的党组织情况可谓了如指掌。“二王”为表心迹，更是积极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提供山东地方组织的情报，致使山东党组织创始人邓恩铭等多名党的重要干部被捕后惨遭杀害。
　　1929年初，中央决定将叛徒认识的老党员一律调离山东，原省委书记卢福坦（后叛变）调中央另行安排，由傅书堂代理省委书记。同时，山东省委任命共产党员田泗为青岛市委军事特派员，首要任务是铲除“二王”等叛徒。
　　同年3月2日，傅书堂奉命赴苏联留学。临行前，他对妻子李淑秀和二妹傅玉真讲明有关情况，并说：“革命就是这样，必须付出代价，以至牺牲。”还恳切地嘱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和党保持联系。你们也要保重，要坚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此时，疯狂的叛徒仍然到处破坏我党地下组织，高密县委遭到破坏，高密基层组织遭到血腥镇压，党的活动转入低潮。两年后，高密党组织的活动完全中断。查阅《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1929年10月18日《中央巡视员巡视青岛总报告》中写道：“自省委被破坏以后，牵连各县相继也遭破坏，高密、淄川受损失最大……”所说正是这段历史。

　　患难夫妻亲人反目

　　傅书堂去苏联后不几天，一位负责同志前来转告李淑秀：“傅书堂已安全出境，不必挂念。”并将一项向青岛传送枪支的任务委托给她。第二天一大早，李淑秀即一手抱着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一手提着藏有两支手枪的点心盒子，到火车站和一个火车司机接头，把点心盒子交给他带往青岛。随后，党组织将傅玉真、李淑秀姑嫂二人安排到青岛，让傅玉真到鸡子公司做工。
　　1929年春，傅玉真走在青岛市乐陵路上，迎面而来一名青年男子，当四目相对时，双方几乎同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傅玉真！”“丁惟尊！”
　　傅玉真与丁惟尊几年前在家乡高密就认识了。丁惟尊原是高密火车站的擦车工人，地下党员，在大革命时期表现十分积极，经常到傅书堂家开会，所以早就和傅玉真熟悉。后来，高密形势恶化，丁惟尊逃到青岛，当了排字工人。在都市茫茫人海中意外邂逅，两人都倍觉亲切。
　　不久，傅玉真与丁惟尊相恋并结了婚，搬到云南路汇兴西里，和大嫂李淑秀住在一起。
　　1929年4月，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大叛徒王复元的魔掌也随之伸到青岛，他与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公安局取得联系，当上捕共队长。与此同时，王复元还不断拉拢、威胁党内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投敌变节，疯狂破坏青岛党组织。青岛一片白色恐怖。
　　在王复元的威逼利诱之下，与傅玉真结婚不久的丁惟尊叛变了，向王复元提供了多处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致使多名党员被捕。之后，丁惟尊还跟随王复元到车站及日本大庙（共产党员接头的地方），抓捕共产党人。不仅如此，他还指证了山东省委派来锄叛的特工田泗，称田参加过广东暴动，左腿有伤疤，“胶东著名暴动共产党，风闻有主持暗杀事宜之说”，致使田泗身份暴露，一个月后英勇牺牲，年仅27岁。
　　残酷的斗争培养了傅玉真高度的警惕性。丁惟尊的种种异常行踪，很快引起了傅玉真的高度警觉。一次，王复元与丁惟尊商量要去高密，傅玉真灵机一动，表示也要一起回老家去。到了高密车站，一下车，傅玉真就看见了程云祥、管宗学（后叛变）等四个地下党员，连忙递眼色示意他们逃走。程云祥和管宗学走脱，另两人没来得及防备，当即被从丁惟尊周围冲出的特务抓住，后都惨遭毒手。
　　至此，丁已叛党，无可置疑。傅玉真回到青岛和嫂子商量后，便悄悄地向市委负责人作了汇报。
　　与此同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山东：“二王”叛变带来的邓恩铭被捕及山东党组织的严重破坏，使党中央极为震惊。中央指示：“目前山东工作，解决叛徒是中心工作。叛徒不铲除，山东的工作没有出路。”1929年3月，中央派特科“红队”（红色恐怖队的简称，即专门采取行动惩办叛徒的机构）队员张英从上海急赴山东，协助铲除叛徒王复元。“姑嫂锄奸”的一幕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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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密傅家：红色革命家庭

　　□宋弢　梁利杰

　　在山东革命史上，高密傅家堪称腥风血雨里的红色革命家庭，兄妹五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长子傅书堂还一度担任过共产党山东省委代理省委书记。傅家为高密建党乃至整个山东党的事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傅书堂，原名傅余庆，1905年1月5日生于高密县北关一个以打铁锔盆为业的家庭，是家中的老大。1919年高小毕业后，到火车站车头房当擦车工，1920年春，考入青岛四方机厂当学徒工，学铁匠。自1923年8月，傅书堂参加了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很快成了骨干分子。1924年夏，经党的创始人、“一大”代表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1日，傅书堂和伦克忠代表青岛工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傅书堂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汇报了青岛工人罢工情况，引起了全国总工会的高度重视。会后，傅书堂陪同刘少奇来青岛视察工运情况。同年8月，傅书堂回到家乡秘密建立了高密县第一个党支部——城市支部，傅书堂任书记。1926年下半年，又秘密建立起中共高密县委，并任书记。
　　1929年3月，傅书堂奉命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山东搞党的建设。在苏联期间，因为“肃反”扩大化受牵连，傅书堂困顿苏联25年后才获得昭雪。1954年，他回到祖国怀抱，与年近半百的妻子李淑秀团聚。
　　回国后，傅书堂被安排在外贸部机械进口公司工具处任处长兼翻译，后调任山东机械厅技术处处长。有的同志认为安排较低，他却表示：“我自从入党那天起，根本就没想做官。”他还说：“我能从苏联回国，就感到很高兴了！能为祖国工作我就很满足了！”经其本人一再申请，中央组织部于1956年10月22日作出决定，恢复其中国共产党党籍。1961年9月，傅书堂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56岁，其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傅书堂的大妹傅桂兰，因为党的锄奸事业，在济南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铲除大叛徒王复元后，傅书堂二妹傅玉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被迫同嫂子李淑秀由青岛回到高密。后来，她们与曾任中共高密县委委员、在诸城邮局工作的马馥塘取得联系。马馥塘在得知傅书堂的通讯地址后，秘密和他通信。1930年1月，国民党高密县党部查获傅书堂的来信。2月4日，敌人派叛徒郭金祥等逮捕了马馥塘，同时抄了傅书堂的家，其三妹傅秀云（马园街女学学生）被捕。经组织营救和女学校长保释，傅秀云出狱，但因受过分刺激，精神一度失常，至晚年仍没有痊愈。
　　傅书堂的小弟康宁和妻子艾蕴，抗日战争前期即从家乡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从事新闻工作。后康宁蒙受冤屈，下放农村，降级使用，打倒“四人帮”后始得昭雪，后任聊城地区行署原文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93年7月，康宁因病去世。艾蕴一直跟随丈夫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先后在新华社、河南日报、大众日报工作过。今年，艾蕴已82岁高龄，在聊城市干休所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