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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张玉强 王汝辉
由我省创作的大型电视剧《闯关东》,在央视一套播出,由此打开了无数山东人及东北人尘封的记忆……从清初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批批山东人背井离乡“闯荡”到地域辽阔的东北大地谋生。在这条苦难与梦想同在的闯关路上,山东文登籍的“韩边外”内建边外乐土,外抗日俄入侵,为山东人闯关东历史写下了雄壮的一笔。
韩宪宗妙计定“边外”
“韩边外”这个诨号,既是指韩氏祖孙——韩宪宗、韩寿文、韩登举等,也是指当时韩氏祖孙统辖的“黄金王国”。 据《文登县志》记载,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韩宪宗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韩家庄一户农民家庭。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韩家由于不堪贫苦,宪宗随父亲涉海投奔迁居辽宁的韩氏宗亲,而韩氏家族的兴起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长白山“龙兴之地”,满清政府修建了历史上有名的“柳条边”,禁止内地居民“下边”采参、淘金等。但是由于赌博失败,韩宪宗在1846年偷偷地越过“柳条边”,逃到夹皮沟当了采金工,并在金工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此后,由于韩宪宗等人发现了山金矿脉,夹皮沟金矿迅速兴旺发达起来,这也招来了胡匪“坐收税金,横行沟里,人皆患之”。 当时韩宪宗等人仅有十几杆火枪,根本无法与胡匪正面抗争。胡匪再次来犯时,韩宪宗利用夜色巧施“火绳计”,将许多麻绳浸上火油挂在树叉上点燃(当时的火枪靠“火头”引发,用时将引燃的火绳一吹即可闪出火头来,而一个火头代表有一杆火枪),满山遍野的“火头”吓得胡匪手足无措,慌忙逃窜时被全部消灭。 初出茅庐便击灭胡匪,众金工愈加信赖韩宪宗,便推举他为“当家的”;韩宪宗又久居“柳条边”外,于是“韩边外”、“边外大哥”等称呼逐渐叫开了。随后,凭借着丰富的黄金资源,韩宪宗迅速发展起了自己的武装势力,并在1864年利用协助平定东北李维藩起义的机会,获得了清廷“赏给夹皮沟金厂总头目韩现琮(因‘宪宗’犯皇忌故改为‘现琮’)六品军功”,同时恩准播放荒地,“安插金工”。 在朝廷“抚而用之”后,韩宪宗建立起了完善的“会房”统治机构,这一带的采金工、伐木工、农民、猎民、采参的都由他统治,而老百姓也“只知有韩,不知有清”。因此,外人都称之为“小韩国”或“长白山中独立国”,实际上也是当之无愧的“黄金王国”,而韩边外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关东金王”。
“剿”“抚”中走向强盛
由于长白山是满清的发祥地和“龙脉”所在,清廷向来“严加封禁”,吉林守军也是长年巡游。但是“黄金王国”的诞生,引起了清廷的强烈不安。于是,在内忧外患、国势日衰的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剿”“抚”之争。 起初是吉林发生的一起抢劫栽赃案,牵涉到了清廷四品侍卫倭兴额的家人。但倭兴额对吉林将军府的判罚心存忌恨,便在都察院呈诉时将吉林将军府与韩宪宗串通,擅自开采长白山黄金的情况说了出来,从而导致韩宪宗遭遇到“清剿”的命运。 当时清廷仅允许韩宪宗垦荒,但他以重金与吉林将军府达成默契,继续大肆采金。于是,光绪皇帝下令“将韩效忠(韩为讨好清廷使用的名字)严拿务获,讯明惩办,以儆梗顽”。但韩边外地区“深沟高垒,严阵以待”,韩宪宗也是百般贿赂讨好清军,于是三次进剿都以韩“先期外出”为借口草草收场。 但是对于“韩边外”,清廷始终不能安心。1880年,光绪皇帝派钦差大臣吴大澄赴吉林,协助吉林铭安将军办理“韩案”。根据韩宪宗在长白山区的影响和从不反对朝廷的实际,吴大澄与铭安密议进行招安,使得“朝廷钦犯”韩宪宗又成为“良民臣子”,而吴大澄也因“招抚有功,卓有政绩”得到提升。 不过,由于顾忌这位“土皇帝”野性难驯,清廷在吉林省城拨地建宅,令其子孙居住,名为“恩赏”,实做人质。但经此次劫难洗礼,韩宪宗将晚年精力全部投入到“边外”建设上,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其地东西袤长八百余里,南北横幅五六百里,皆效忠势力范围也。盖今吉林桦甸、磐石、敦化、蒙江、抚松、安图,曩皆称之为韩边外”。此时韩家进入鼎盛发展时期。
“父不如子”隔代交班
虽然把吉林省半壁江山治理得井井有条,但韩宪宗对自己的独子韩寿文却无计可施。在韩寿文成人后,韩宪宗有意把家业传继给他,让他学习管账、看棒槌营、管理金厂等,但只图享乐的韩寿文根本无心家业。 有一次遭到父亲的训斥,韩寿文竟强词夺理地狡辩“你父不如我父,你子不如我子”——你父不如我父能打天下,而我儿子也不比你儿子我强上百倍?心灰意冷的韩宪宗不得不隔代交班,将家业传给了长孙韩登举。 在韩寿文的三子中,长子韩登举自幼聪敏好学,“才力过人”,是理家拓业难得的人才。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东北地区,“韩边外”人民踊跃参战,很快“募得猎户壮丁七千,编为步兵十四营”。因韩宪宗年已古稀,韩登举主动请缨,替祖父挂帅出征。 1909年日本东京出版的《吉林通览·吉林的韩家》曾记载:“日清战事爆发……我军(日军)一部于辽阳一带遭受大约六营军队猛烈袭击,此事乃韩边外率军所为,至今国人记忆犹存。自此,韩登举军威遐迩。”甲午战争后,韩登举被清廷封为“育”字军三营统领,后出任“吉”字军统领。 不过,在韩登举外出抗日期间,由于“老边外”韩宪宗年事已高,管理逐渐松懈,韩家家风日益败坏。在1897年韩宪宗病故后,韩登举急忙辞官率部回家奔丧,并继承“老边外”遗风,严苛执法,重整家风。有一次,韩登举的堂叔设赌抽头,坑害民众,被韩登举“责以军棍”,并强行劳动改造。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韩边外地区社会秩序迅速好转,又恢复了韩宪宗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明状态。
抗日拒俄彰显民族气节
由于清廷腐败无能,日俄早就对东北尤其是韩边外的金矿虎视眈眈。1900年到1904年,俄、日以各种理由轮番入侵东北,韩登举先是率韩家练勇迎战,使“俄人益惶惑,不知为计,乃步步为营而退”;后呼吁清廷“三省矿产日俄垂涎已久,若不趁机预定方针,恐伊等再来龃龌”,终引起清廷重视,钦差大臣王崇文赞其有“保全土地之功”。 此后,中日在“间岛”问题上再起波澜。由于我国领土间岛长期荒无人烟,从而被韩国难民居住谋生,居心叵测的日本当局枉称间岛是其“藩属国”韩国的领土,并先后派兵入岛侵占了延吉疆土。此时,韩登举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多次向清廷发出维护间岛主权的呼吁。 1907年,清廷委任吴禄祯为军事参议处理间岛问题,他在韩登举的协助下写出《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以大量史实证实间岛确属我国领土。但此时日军抢修工事,还不断增兵,使得延吉形势日趋严峻。不过,在韩登举练勇武装的震慑和吴禄祯义正词严的质询下,日军首领斋藤理屈词穷,只好托词“回营致电本国政府”,草草结束了首次谈判。 韩登举的爱国义举和武装力量,也引起了同盟会的重视。1907年2月,孙中山等人派宋教仁“游说韩登举反清起义”。此时“间岛问题”甚嚣尘上,前来“活动”的宋教仁根据韩登举提供的资料,写出了极具史学价值的《间岛问题》书,为中国再次进行间岛谈判提供了有力证据。1909年9月4日,中日终于签订《图门江中韩界务条款》,举世关注的间岛问题得以解决。 不幸的是,1919年夏,“韩边外”核心人物韩登举突然染病身亡。他死后,韩家内部子弟奢靡享乐,坐吃山空,后继者多碌碌无为,加上外部官僚军阀和日俄势力的倾轧蚕食,曾经昌盛一时的“韩边外”王国迅速分崩离析,到1940年,则彻底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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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的艰辛闯关路
□庄梦琦 王红军
山东人向东北三省的迁移,最初是贫穷农民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谋求生存的运动,但他们开发东北的实践却远远超出了这个狭隘界限,极大地促进了东北地区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孕育出一种悲壮感人的进取、创业精神。 最初进入东北,山东移民从事的职业以农垦为主。在20世纪以前,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土地大量荒芜;但到20世纪初,这些土地得到了迅速开发,1931年东三省的耕地有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是同时期山东的3倍,这主要是山东移民的功绩。此外,当时东北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山东人“审定地味干湿”,第一年种荞麦,第二年起顺序栽种高粱、稻粟等,使得“地力不虚耗”;大豆榨油后的豆饼一般都充作家畜饲料,而山东人作为肥料试验“功效颇佳”,并从此广为传播。由于耕地数量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东北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据清末调查,东北五大主粮年产量约800多万吨,除满足本地需求外,还有数百万吨销往关内或出口。 山东,尤其登州、莱州、青州府山岭地区等地的农民移居东北后,很快加入了养蚕务农行业,这也成为东北柞蚕丝业发展迅速的最主要原因。清朝后期,东北地区的蚕茧产量较大,许多烟台商人都在安东开设厂栈,就近缫织出口;宽甸、凤凰城等地分别有缫丝工场60和40余家,雇佣的工人也都是山东人,按劳付酬,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蚕丝手工业作坊。据记载,由于山东等省移民的辛勤劳作,清代牛庄、大连、安东等三口岸每年输出总量在119万担以上。 此外,山东人在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也都大有作为。以山东人为主的金矿有两个:一是“韩边外”率领山东移民开采的夹皮沟金矿,成为亦矿、亦农、亦商的殷盛都会;二是咸丰年间山东人应募开发的漠河金矿,不到数年就成为繁华的边境城镇。清末修筑的中东铁路,更是有20余万山东移民,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得铁路在短短5年内就完工了。《东北开发史》中日本人稻叶君山评论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里之中东铁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在满清政府对商人开放关外贸易后,山东在东北的贸易佣工达到了数万人。清朝末期,鲁商在东北各城商业中均居霸主地位,在控制城市工商业的公议会(商会之雏形)中的权力也很大,如大连的公议会(成立于1901年),1904年时会员为30人,其中鲁商就占16人。在安东,“各行商之占势力者则完全为山东帮”;长春大小商铺1200余家,除银钱号为他省商人经营外,当铺、绸缎、粮栈等大多为山东帮经营;哈尔滨“其根基稳固握有实力者仍为山东帮”;其他如齐齐哈尔、黑河等市山东商人均有极大的势力。鲁商的经营,不仅促进了东北货币经济的确立和发展,而且促进了东北新兴城镇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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