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化名人

　　无棣县信阳乡有一个村子叫“李通判村”。李通判村原来叫李家庄，因一位“李姓官人”——北宋词人李之仪曾任过原州通判，而改村名为李通判村。现在，李通判村已分成通判一村、通判二村两个村，村里李姓大都是李氏的后人。尽管目前保存的李氏家族谱书中已找不到李之仪的名字，但家乡人对他的崇拜、敬仰、喜爱之情，长期以来有增无减。

　　才华受到苏轼激赏

　　李之仪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印象，但说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卜算子·相思》，人们却耳熟能详：“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不负相思意！”
　　这首以水寄情的小令，与词人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有异曲同工之妙。明朗如话，流畅清丽，委婉含蓄，朴实无华却情感浓烈，千百年来广为传诵，只是作者李之仪的名字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著名歌手邓丽君倾情演唱后，这首词从此风靡全球华人界，李之仪这个不同凡响的名字才被人记起。
　　李之仪，字端叔，1038年生于无棣县信阳乡李家庄村，1117年卒于安徽当涂县，享年80岁。其传记见于《宋史》卷三四四。在范仲淹、欧阳修、蔡襄、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一长串掷地有声、光彩熠熠的名字中间，李之仪显得有些黯然失色。然而，李之仪的才华很早便受到了苏轼的赏识。
　　苏轼第一次见李氏诗作，是在其值勤翰林院的一个冬夜，苏轼赏读李之仪诗作竟然手不释卷，直到深夜。读至佳处，写了一首《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首，读至夜半，书其后》的诗：“玉堂长冷不成眠，伴直难呼孟浩然。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愁侵砚滴初含冻，喜入灯花欲斗妍。寄语君家小儿子，他时此句一时编。”从诗中可以看出，苏东坡把李之仪与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相提并论，由衷而发对李之仪才华的喜爱和敬重，他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将李之仪和自己的诗作合编出版。正如欧阳修举荐苏轼一样，苏轼激赏李之仪同样全无私念。

　　追求纯朴自然文风

　　李之仪是北宋文坛上诗、词、文俱工的颇具影响的作家。他既善诗词，又能属文，尤工尺牍。他的诗“皆神锋俊逸，往往具苏轼之一体，盖气类渐染，与之化也”。名虽稍不及黄(庭坚)、陈(师道)，但其文妙语活脱，“与张耒、秦观相上下”。他的诗论、词论，至今为评论家所称道。
　　李之仪的词风清婉缠绵，近似婉约派，“次韵，小令更长于淡语、景语、情语”。清人冯煦评论说，“姑溪词长调近柳(永)，短调近秦(观)，而均有未至”。《四库全书提要》云：“之仪有《姑溪词》一卷，此本为毛晋所刊，凡四十调，共八十有八阕。之仪以尺牍擅名，而其词亦工，小令尤清婉峭茜，殆不减秦观。”
　　其实，李之仪全从民歌、古乐府中来，他追求的是一种纯朴自然的风情。他曾说：“长短句(词)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李之仪所说的词“自有一种风格”，对李清照《词论》影响很大，也造就了一代婉约派诗词大家。他批评柳永“韵终不胜”，张先“才不足而情有余”，主张像晏殊、欧阳修那样“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
　　李之仪的书法，一如其诗歌，含蓄、质朴、低调，骨子里却蕴含着一股蓬勃的力量，流露出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正如李之仪论书所云：“凡书精神为上，结密次之，位置又次之。”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汴隄帖》是李之仪对友人应酬问候的信札，近乎完美地诠释了他本人的书法审美观，也体现了他一贯推崇的颜真卿“行笔持重，开拓位置”的要领和取法。对于李之仪的书法，苏轼也同样首肯，称其“入刀笔三昧”：刀即书刀，是古代整治竹木以备书写以及从简牍上删改文字的一种重要工具；笔即毛笔。刀笔联用，意指简牍。

　　与李白同葬一地

　　作为北宋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成员之一，李之仪与苏轼之间的交谊不断深化，他们不仅有彼此共同追求的文学事业为纽带，还有相似的人生态度、人生体味、生活情趣等作为基础。
　　然而，李之仪与苏轼这种诚挚的友谊，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最终使他成为北宋党争的牺牲品。1093年，苏东坡被罢礼部尚书以及“端明殿学士”、“翰林院学士”，出任定州军州事，奏请李之仪为签判，一同赴任。从此，李之仪的命运和苏轼紧紧连在了一起。
　　当时新旧两党倾轧，势同水火，交替支配着北宋王朝的政局。公元1103年，李之仪65岁时，因为给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整理过遗表和行状，遭奸臣蔡京迫害，被捕入狱，随后被赦免，与夫人胡文柔在太平州南(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定居。因太平州南有条姑溪水，李之仪自号“姑溪居士”，并为自己的词集取名《姑溪词》。
　　李之仪的夫人胡文柔聪颖贤慧，擅长算数，两人感情甚笃。李之仪40多岁时，夫人在太平州南病逝，李之仪不忍离去，就在这里定居下来，直到80岁去世。有人想为他介绍—个年轻貌美，家资富豪的对象，怀着对妻子对爱情的忠实，他婉言相拒，死后与夫人胡文柔并葬于当涂藏云山中致雨峰下。李之仪一生著有《姑溪词》一卷，《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姑溪题跋》二卷。
　　一生不得志的李之仪跟葬在当涂大青山脚下的李白比起来，要落寞得多，但他能够享有80岁天年，这在同时代人中已是少有的大寿星了。

　　一人连起两座城市

　　无论作为作家、评论家，还是书法家，对于李之仪，人们最深的印记还是他那首感情极为深婉含蓄的佳作《卜算子·相思》。在李之仪的家乡无棣县信阳乡李通判村，这首《卜算子·相思》可谓妇孺皆知。
　　1957年12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在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挥毫写下《赠缅甸友人》一诗，就巧妙地化用了李之仪词，成为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另外，在无棣县，还流传着一个关于李之仪的醉枣的故事。李之仪是个孝子，闻母病重，匆匆赶回老家，却未及见最后一面。捧着慈母病重期间亲手为他选摘制作的那坛醉枣，李之仪悲痛不已。一年后，丧满归任的李之仪将这坛珍贵的醉枣郑重地赠送给友人苏轼。二人启封开坛，在沁人心脾的清香中，苏轼小心地捏起一枚醉枣放入口中细细品尝，酒香和着枣香，顿觉齿颊互芬，透体通畅，如食仙果。二人睹物思人，即席联成一首七绝：“家母仙逝纪酉年，红枣千里情一坛。三杯白酒祭亡灵，长留慈爱在人间。”赋罢，苏轼题笔在坛上写下“醉枣”二字。从此，无棣金丝小枣做成的醉枣名扬江南。
　　而李之仪的终老之地——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则于2006年3月办起国内首家专门研究李之仪的网站“中国李之仪研究网”，在当地掀起一股研究李之仪的热潮。一位历史文化名人，就这样跨越时空，把两座城市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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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之仪与苏门文人集团

　　□张瑞卿　整理

　　作为苏门文人集团成员之一，李之仪的一生都与苏门文人集团，尤其是苏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门文人集团是指北宋年间以苏轼为领袖的一批文人。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与之交游或围绕在他周围接受他指导的学子甚多，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苏门文人集团。这些学子中有四个人都曾得到他的特别培养、奖掖和荐拔，这四个人就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四人都是当时的文坛精英，在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苏轼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并最先将他们的名字一并提及和加以宣传。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方叔，这就是“苏门六君子”。在众多的苏门文人中，以黄庭坚和陈师道文名最盛。
　　李之仪与苏门黄庭坚、秦观年岁相仿。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的态度是冷漠的，在多种版本的文学史中，李之仪很少被提及，少量有关他的记载，也是史料阙如。其实他也是苏门文人集团中的一位重要文人，其影响虽无“苏门四学士”大，但也深得词坛领袖苏轼的赏识、器重和提拔。得到苏轼的赏识无疑是一个机遇，因为这让更多天下人知道了他的文名。苏轼出守定州后，申奏朝廷，以李之仪为定州签判，作为自己的助手，李之仪入苏轼定州幕府，这也让李之仪在政治上找到了倚靠。张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幕府序》云：“元佑八年，苏先生守定武，士愿从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请于先生。而苏先生一日言于朝廷，请以端叔佐幕府。”苏李两人在任时，朝夕唱酬，相与甚欢。
　　然而同样是因为苏轼，李之仪在以后的仕途上也经历了不少坎坷与挫折。苏轼后来被贬到岭南，受到牵连的李之仪也不得不离开了定州，通判原州。元符初年（1098年），李之仪监内香药库。元符二年六月，御史石豫说李之仪曾为苏轼幕僚，不可以任京官，遂以“为奸臣心腹之党”的罪名停其职。政治上受苏轼牵连不得志，李之仪作《题渭滨亭》云：广张三千六百钓，太公欲与文王亲；文王不为熊罴猎，卜年七百终何人；开元天子降步辇，当日何如渭滨见。
　　尽管如此，李之仪还是对苏轼和苏门挚友充满了感情，并无半点怨恨之意。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太后听政，苏轼及苏门诸人皆遇赦北归，李之仪当时为官颖昌。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卒于常州，秦观也在前一年卒于北归途中。短短时间内，师友相继亡故，李之仪悲痛地写下一篇又一篇祭文和挽词，物是人非的感慨和生命迟暮的感伤一齐涌上心头。
　　不单是李之仪，苏门文人仕途多不顺，著名的“四学士”皆一生坎坷，其中以张耒最悲惨。苏辙贬官岭南，张耒谪监黄州酒税。徽宗立，曾暂被起用。苏轼死，张耒为他举哀行服，又被贬为房州别驾，黄州安置。五年以后得自便，居陈州，家甚贫，又不愿受人资助，最后死于贫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