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姜太公诞辰3146周年。在今秋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齐文化旅游节上，来自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姜太公后裔，相聚齐国故都临淄，共同祭祀自己的先祖。而如此盛大的寻根祭祖典礼，此前已经举办了三届；前来祭祖的海外姜太公后裔不乏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等政要巨贾及韩国姜氏宗亲会、东南亚中华丘氏宗亲联谊会等在海外极具影响的民间团体。
　　此举表明，作为遍布海内外102个姓氏的共同始祖的姜太公，正在跃升为凝聚全球姜太公后裔和广大华人力量、搭建海外宗亲与祖国交流沟通的纽带和桥梁。

　　兴周灭商

　　姜太公名尚，字子牙，生于商朝康丁年间，活了100多岁，因其祖先伯夷被封吕地，因而也被称为吕尚、吕望等。姜太公前半生家境贫寒，曾被人招为赘婿，因不善营生，被妻子逐出家门；还曾到棘津卖饭、干杂役；到孟津开餐馆；到朝歌杀猪宰牛、算卦占卜。并在纣王手下做过小官，游历过很多诸侯小国。相传他72岁时垂钓渭滨，遇到求贤若渴的西伯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认为姜太公是个奇才，请他坐车同归，并拜他为师。
　　姜太公入周后辅佐文王积善修德，明道行仁；对外促使文王联络对纣王不太满意的其他诸侯国对其纳贡，从而使纣王放松警惕；对内定爱民之策，行惠民之事，提倡生产，训练兵马。文王在其辅佐下先后征伐了密须、犬戎、耆、崇等国，逐渐占领了商朝统治的许多地区。
　　文王在位50年，为灭商作好了充分准备。文王死后其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公元前1046年，纣王荒淫暴虐到了极点，姜太公见时机成熟，就向武王提出伐纣建议。武王于是通告诸侯共同征伐。姜太公精选兵车300辆，勇士3000人，甲士45000人，组成伐纣大军。发兵时武王占卜龟兆不吉；行军途中又遇暴风骤雨，武王和众臣的决心一度动摇。姜太公力排众议，坚定了武王伐纣的信心。周军到达商都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商纣王也集结70万（一说17万）兵马赶至牧野。战幕一揭开，太公亲率少部精锐为先锋在前面挑战，随后武王率领大队人马攻击商纣王的军队。商军人多势众，但士卒与商纣王离心离德，纷纷倒戈。纣王见大势已去，急忙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太公引武王入殷都朝歌，诏告天下商朝灭亡，周王朝诞生。

　　五月定齐

　　武王灭商后，同姜太公、周公旦等人商议，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作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建都立国，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由于姜太公在兴周灭商中功勋卓著，而被首封于齐地营丘（即今淄博市临淄区）建立齐国，以稳定东方。
　　公元前1045年，姜太公带领本部人马奔营丘而来。因为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一行人行军速度很慢。一天傍晚他们来到离营丘不远宿营，准备明日赶到营丘。有人说“有道是机会难得。这些人睡起觉来香甜安稳，哪像个赴国建都的样子”。姜太公听后睡意全无，急命整顿人马披星戴月赶赴营丘。至黎明时到达淄河西岸，只见莱国军队正在涉水奔营丘而来，剑拔弩张，形势危急。原来莱国与营丘离得很近，是商纣王的属国，莱侯想趁姜太公立足未稳之际抢占营丘。两军在淄河西岸展开对垒，姜太公指挥镇定自若，士兵作战英勇顽强，莱军被杀得丢盔弃甲，悻悻而回。齐国就这样正式建立起来。
　　姜太公建立齐国后首先以法治国，安定民心。司寇营汤阳奉阴违，受贿害民，并妖言惑众，宣称要以所谓的“仁义”治齐，姜太公便令人把营汤斩首，以正政令；东海上有被时人称为“贤人”的狂矞、华士兄弟，不向天子称臣，也不为诸侯做事，以不合作的姿态和平对抗新生的齐国，姜太公认为他们自私自利，不为国家尽义务，是“害群之马”，就下令诛杀他们。一时间齐国再也没有违抗命令法规的事情了，混乱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仅仅五个月太公就去向周公“报政”，即向周公汇报其安邦定国的政绩。

　　尊贤尚功

　　姜太公建齐后在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当地东夷土著中的人才加入到齐国统治阶层，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用其所长，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积极创造性。这一用人路线打破了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姜太公还把用人提升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六守”、“八征”、“六不用”的人才理论。实践证明，他的用人思想不仅开创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人才使用先河，也为后来齐国称霸列国奠定了基础。
　　姜太公建齐后在文化上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俗”指“夷俗”，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生活方式；“礼”指“夷礼”，即当时当地东夷人的礼仪制度。太公认为，如果在齐地强力推行周礼，容易产生民族矛盾，不利于治国安邦。经过再三斟酌，他决定从齐地实际出发，从俗简礼，不强制干涉，且务实地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周礼的新制。

　　重工通商

　　封齐建国后，姜太公相当多的时间是在镐京做周朝中央政权的“太师”，辅佐外孙周成王姬诵。后来周成王去世，姜太公父子又接受成王托孤遗命，扶立太子姬钊登位，史称周康王。康王六年，姜太公去世。
　　据《汉书·地理志》载：“齐地负海潟(x刹)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则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姜太公自齐国初建时就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在这种“农、工、商”三宝并举的宏观战略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齐国逐步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发展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

　　“兵主”“武祖”

　　姜太公一生建树尤以军事最著，是周朝以来的“兵主”或“武祖”。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唐太宗即位后，为达到“安人理国”目的，自称是姜太公的化身，并在磻溪建立太公庙；唐玄宗于开元十九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开元二十七年，姜太公被追谥为“武成王”，成为与孔子文圣并列的“武”圣人。宋真宗时又封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为抵御外寇入侵，熙宁五年宋神宗下令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到了元朝，民间对姜太公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的《封神演义》小说，把姜太公由人变成了神，被尊为“神上神”。
　　姜太公的军事思想被后人集录在《六韬》中，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早期军事理论著作。姜太公不仅是兵家鼻祖，而且儒、道、法、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据考证，我国有一百多姓氏出自姜太公，因此他又被尊为“百姓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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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淄由来及营丘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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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淄原名营丘，古属营州。《尔雅·释地》载：“齐曰营州。”《尔雅》“释丘”记载，河水从左边流过的丘叫营丘。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所引《齐诗》中有这样的描绘：“子之营兮，遭我乎峱(n扫o)山之间兮。”营是地名，即营丘；峱是山名，即峱山，在临淄区齐陵街道的牛山西南十余里，今青州市卲(sh瑟o)庄境内。诗意是说：你到营丘去，与我在峱山相遇。可见营丘与牛山毗邻，临淄、营丘是一个地方。
　　东汉郑玄在给《诗经·齐风》做注时指出：淄水营（萦）绕而过，因此叫作营丘。魏晋人臣瓒曰：“营丘即临淄也。”晋人郭璞曰：“今齐之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绘得更为详尽：“淄水又北，经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四履，都营丘为齐。”
　　由上述文献可知，营丘、临淄的地名由来都与临淄所在的地形地貌有关，即濒临淄水，南面、东面被淄水萦绕。
　　1973年，山东省博物馆在辛店发电厂发掘清理北朝崔氏墓地，出土的《北齐天统元年崔德墓志》说：“自惟周桢干，返葬营丘，因食邑如为氏。”认为齐国崔氏曾是周王朝的支柱，返葬于营丘，因食邑于崔而命氏。崔氏是齐国的望族，其家在临淄城内且近于公宫，故齐庄公私通崔杼之妻“骤如崔氏”。其封邑崔在济南东朝阳县西北崔氏城（今章丘西北六十里）。墓志说崔氏“返葬营丘”，而墓葬却在临淄境内被发现，可见这里的“营丘”指的也是临淄。
　　营丘改名临淄，见于以下史实：齐丁公姜伋去世后，其嫡子季子不愿做国君，把君位让给了叔叔姜得。姜得死后齐癸公姜慈母继位；姜慈母死后齐哀公姜不辰继位。公元前867年，齐国邻国纪国的国君向当时的天子周夷王进了齐哀公的谗言，致使齐哀公被周夷王烹杀。从此齐国和纪国结下了血海深仇。
　　公元前866年，齐哀公的异母弟弟姜静被立为齐君，这就是齐胡公。因为营丘和纪国仅隔一条淄水，齐胡公害怕纪国国君故技重演加害自己，便匆忙把都城从营丘迁到了薄姑（在临淄西北五十里，今博兴县湖滨镇寨卞村北）。
　　公元前859年，齐哀公的同母少弟姜山带领营丘人奔袭薄姑，杀了齐胡公，自立为齐君，称为齐献公。齐献公即位后将胡公的儿子全部驱逐出境，并复都营丘。为防备纪国入侵，他加固扩建了营丘城。因为扩建后的营丘城东城墙濒临淄水，沿河而建，所以齐献公就顺理成章将营丘城改名为临淄。临淄自此作为地名传至现在。
　　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省考古部门在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西约200米处的韩信岭一带发现了营丘故城遗址，特别是挖掘出的城墙证明早在齐献公迁都前这里就已有旧城邑存在，后被献公改扩建为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