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8日，香港《文汇报》刊登的一则消息，在香港社会各界引起轰动。
　　消息说，枣庄市市长陈伟到香港考察，向在香港定居的张学良侄女张闾蘅赠送了一份意外礼物——张学良当年在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影印件，上面的股东名是张汉卿三个字。对于这份“意外礼物”，张闾蘅连称“太珍贵”。她对枣庄市为他们张家人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陈伟亦希望在张闾蘅的协助下，未来能在枣庄设立张学良纪念馆。

　　股票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2004年7月，枣庄矿业集团新中兴公司在筹办中兴文化展室时，再次打开了老中兴公司的档案，在保留至今的百余张旧股票中，意外地发现了爱国将领张学良（张汉卿）的股票，印证了张学良曾经是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股东，且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的史实，由此揭开了中国煤矿史上一段尘封的历史。
　　保存至今的百余张老股票，分为“壹股”、“伍股”、“拾股”、“伍拾股”、“壹佰股”五种面值。其中一张上面写着“股东张汉卿户籍”等字样。票面正面有“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并有董事朱桂辛、张叔诚、钱新之、黎重光、李祖芬的签字盖章。票面左侧印有“历届付息表”，并有“1956年8月27日过户”、“1956年第一季度至1958年第四季度股息发讫”等日戳。股票背面有股票编号、公司章程摘要等，并有“中国大业凹凸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等字样。
　　张学良在股票中为什么使用张汉卿，而不使用张学良的名字呢？
　　据老中兴煤矿档案记载：张学良在入股中兴煤矿公司之前，还有一位叫张学良的，是中兴煤矿公司创始人张莲芬之子。1915年2月，中兴煤矿公司因发生重大事故遭到重创，张莲芬在忧虑中辞世。其子张学良继承父业到中兴公司，先后担任主任董事、公司协理、首席协理等职。
　　1916年，张作霖以其长子张学良的名义入股中兴公司后，为防止重名，张莲芬之子张学良遂以其字仲平为名登记或签署文件；张学良在股东签名时，也均用张汉卿三字。1916年前，中兴煤矿公司的文件中有“张学良”的签字。1916年以后，就只有“仲平”、“汉卿”，再也没有出现“张学良”三字。
　　1937年4月，中兴公司改组董事会，张学良因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被出尔反尔的蒋介石囚禁，自然“辞去”董事会职务。2002年，张学良辞世，享年101岁，这使他成为中兴公司在世时间最长的一位股东。
　　档案记载，张学良的股票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过户，并于1958年公私合营改为国营时兑付的。在中兴公司文化展室里，保存着一张1957年第一季度的“中兴煤矿公司股东领息单”，上面写着：股东汉卿。领息人签章：张学铭（张学良二弟）。张学铭解放后一直住在天津，张学良在中兴公司的股息一直发到1958年第四季度，都是由张学铭代领的。

　　凭其地位为公司屡解难题

　　1916年11月，经民国国会议长、户部尚书、中兴公司监察人、张作霖的好友赵尔巽介绍，张作霖拿出六万两白银做股份，入股中兴煤矿公司，成为大股东。参股登记时，张作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以其长子、年仅15岁的张学良的名义入了股。当时，张学良尚在上学。
　　张作霖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袁世凯复辟失败病亡后，张作霖受到北洋军阀重用，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一心想独霸东北，做“东北王”，忙于军政要务，无暇顾及经营；二是考虑到自己文化不高，不如让有文化的儿子参与，对其也是个锻炼。基于这种情况，当时年仅15岁的张学良便成了中兴公司的大股东。
　　1925年，在中兴公司第14届董事会上，已经是奉军中将师长、东北三省空军司令的张学良，当选为董事。这一年，当选为中兴公司董事的共有13人，按得票数排列分别是：张仲平、朱启钤、袁祚、任凤苞、张汉卿……此后，张学良连选连任中兴煤矿公司主任董事、公司主任等职，直到1937年。从1916年入股中兴、1925年被选取为公司董事，到1937年“辞去”董事会职务，虽然张学良在中兴煤矿公司直接和间接参与管理的时间只有12年，然而他的股东和股份在中兴煤矿公司的时间实际上长达42年。
　　然而，张学良因为军务在身，不可能经常到中兴煤矿公司参与管理等事务。现在的档案中，还保留着他写给董事会的请假条和信。信中说：“张学良膺选董事，深以公务羁身不能按时出席会议为憾，兹请丁在君博士为学良代表，凡有会议等事均请其出席或接洽一切，以免贻误。”
　　张学良虽然不能亲自到中兴公司视事，却凭借其地位为中兴公司解决过重大难题。1925年8月，山东军阀张宗昌为增加军费，强行向中兴煤矿公司征收煤炭生产税，每吨4角，限令10日内交款28万元。中兴公司上缴了10万元，张宗昌仍不肯罢休，以中兴矿井护卫队勾结土匪为由，缴了矿井护卫队的全部武器。当时，张宗昌的后台是奉系军阀，董事会便请张学良出面干涉，张学良通过其父张作霖，迫使张宗昌让步，交还了矿井护卫队的全部武器。
　　据老中兴公司档案记载，截至1925年，在中兴煤矿公司先后任职的15名股东中，大部分为军政要人，其中有民国总统徐世昌、黎元洪，民国总理和代总理周自齐、朱桂辛，议长赵尔巽，大帅张作霖、少帅张学良、“辫帅”张勋，总参谋长张怀芝，省长倪嗣冲、吴镜潭，大财阀任风苞、袁静谙、陶湘、胡希林等。作为民族资本企业，这么多高级军政要员持股做东，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兴煤矿公司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少帅爱国的另一面

　　作为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在其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集国恨家仇于一身，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在接替父亲主政东北后，主动放弃东北自治，易帜国民政府，维护了中国的完整统一，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国、图谋东北的阴谋。“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又与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为改变中国的抗战局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这只是张学良爱国的一面。他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他一直把振兴中国民族工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旨在以此增强实力，抵制日本。
　　张学良这种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情结和决心，与早年入股中兴并参与经营是密不可分的。他主政东北后，兴教育、办工业、修铁路、筑海港，创造了中国10个第一，使整个东北经济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当时东北共有45家面粉厂，其中41家为国民所有；他还先后扶持起15座煤矿、4座滑石矿、3座金矿、2座铁矿；1929年5月，在张学良的关注下，建起了中国第一家机械陶瓷制造工厂；生产了中国第一台（民生牌）载重汽车；东北自营铁路里程居全国之冠；建设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张学良驾驶飞机从沈阳到营口送邮件，开中国民航事业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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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中兴

　　□岳增群　胡乐宝

　　成立于1878年的中兴矿局（后改为中兴煤矿公司），至今已有129年的历史，在中国煤矿史上，中兴公司享有“四个第一”：中国第一家在清末民初就用机械化采煤的企业；中国煤矿第一家民族股份制企业；中国近代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国第一家由两任民国总统担任董事会长、民国总理任财务总监的企业。
　　据当地窑神庙碑记载（枣庄人祖辈称矿井为窑），早在1308年，枣庄就有人在此“掘窑采煤”。14世纪中叶，已出现小煤窑群。1740年，清山东巡抚朱定元奏请皇帝大力开办山东诸县矿业，获准，枣庄煤业大兴。到19世纪初，枣庄绝大多数矿井被崔、宋、黄、梁、金、田、李、王等“八大家”所垄断。至鸦片战争前，枣庄地区已形成“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值，而漕运数千艘，顺运河连樯北上，载煤动辄数百万担”的著名煤炭基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产生了近代工业，煤炭用量大增。1875年，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上书光绪帝，力陈开采煤铁的重要性。1878年（清光绪四年）春，李鸿章派米协麟、戴华藻来到枣庄，筹集商股银2万两，创办了由官僚、富商和地主合资的“山东峄县中兴矿局”，中国煤矿最早的民族股份制企业由此初露端倪。1881年（光绪七年）至1882年初，戴华藻又联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以及官僚贾起胜、戴宗骞、陈德浚等人，续办中兴矿局，分头在上海、天津等地募集股银，购机排水，开始出煤。1883年，李鸿章奏请皇帝为中兴矿局减免税赋，中兴矿局得以发展，矿井增至12座，矿工增至数千人。后因发生重大透水事故停办。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瓜分中国，企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原中兴矿局股东张莲芬等为防止“外夷占夺佳矿”，禀请清政府，要求复开枣庄煤田。初与德国人合资，限制德权。随着华股资金的壮大，德国商人以“定章太严”为由不按协议入股。1908年，公司奏请朝廷注销“华德”字样，完全由华资经营，更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了完完全全的中华民族资本企业。1916年，中兴煤矿公司在天津召开董事会议，改组董事会，徐世昌为董事会长，数年间，股金扩充到750万元，除建成两座新式大矿井外，还拥有140多座小井，枣（庄）台（儿庄）铁路、电厂、机修厂、轮船公司等，井下采用了近代机器采煤，并发展起近百座炼焦池，一举成为规模仅次于抚顺（日资）、开滦（中英合资）的中国第三大煤矿。1937年4月，中兴煤矿公司再次改组董事会，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的钱新之出任总经理，黎元洪之子黎绍基任主席委员。同年11月，中兴煤矿公司驻矿委员会撤离枣庄，迁往武汉，旋移上海办公，煤矿随即停产，不久被日寇占领。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中兴煤矿公司获得了新生，更名为国营枣庄煤矿。枣庄煤矿经过近50年的开采之后，因煤炭资源枯竭，于1999年6月经国家批准，关井破产，改组为枣庄新中兴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