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明朝中后期抗倭战争的人们，对于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但在这个抗倭英雄的行列中，还有一位来自山东阳信的英雄人物董邦政，却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在过去400多年里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承载根据1979年发现的《长春园集》（该书多采自董邦政本人或当事官员的奏本、呈文，以及“吏部”、“兵部”的档案，可信度较高。）抄本在《史林》总第43期发表《〈长春园集〉抄本和明代上海地区御倭事迹考略》，董邦政才又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2006年1月，董邦政家谱《董氏谱续原本》在他的家乡阳信被发现，又为董邦政研究提供了新的真实可信的资料。
　　少负大志却屡试不第
　　董邦政，字克平，号北山，别号剑谷山人，1500年（明朝弘治二十九年）3月生于现今阳信县商店镇大董家村的一个显宦家庭。他的父亲董琦，曾任河南布政司参议，官居四品。
　　董邦政小时候便胸有大志，有一次与一群小朋友做游戏，竟将他父亲的官轿抬了出来，并打出了他父亲的黄盖（一种仪仗）。董琦责骂他说：“你是什么人，怎么敢动用官家的仪仗？”小邦政昂然答道：“我怎么就不能用官家的仪仗？将来我还要做更大的官呢！”董琦由此觉得这个孩子能成大器，便经常带在身边，着力培训。
　　少年董邦政“天资英敏，为文不落蹊径”（《阳信董氏族谱》），在县学里考试，屡屡拔得头筹。然而，造化弄人，聪明好学、学兼文武的董邦政却没有走上一条读书做官的坦途，他在科举考场上屡屡失利，直到1549年才被推荐赴京“省试”，拔为贡生。同年底，董邦政被任命为应天府六合县知县，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宦游生涯。
　　六合剿匪初显军事才华
　　1550年4月，董邦政到达六合上任。
　　六合紧临南京，背靠长江，是当时的南北水路要冲。然而，当时的六合经济凋敝、治安混乱，打击匪寇成为董邦政上任后的一项主要任务。
　　对六合境内的匪寇，董邦政采取了抚剿并重的策略：对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小农，采取招抚政策；对那些恶贯满盈的惯匪则坚决予以打击。到任不久，董邦政带少量兵丁在瓜埠（六和地名）巡江，“江贼”乘五艘大船掩杀过来，气焰十分嚣张。随从官兵都惊惧不已，董邦政则从容镇定，与一名老家人驾一叶扁舟，奋勇而上。但见“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十余名江匪应弦而倒。老家人也“且骂且射”，表现十分勇敢。江寇见势败退。董邦政第一次剿匪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六合的匪患从此慢慢消失了。
　　两保上海迫倭寇败退
　　1553年，董邦政因为在六合的政绩突出，特别是在剿匪方面卓有成效，而被提升为苏松海防道佥事，驻所就在上海。
　　上海自宋末建镇，元初设县。明中叶后，朝政腐败，海防松弛，边境空虚，倭患日甚。上海地处东海，更是深受倭害，民无宁日。因此，吏部调董邦政到上海的目的就是“专以苏松剿寇”。
　　董邦政是在1553年10月到任的。1554年正月，倭首萧显就率领数千名倭寇进犯。他们在打败黄浦江中的崇明水师后，溯江而上，直逼上海县城东门。恰在此时，刚刚筑起时间不长的上海县城城墙连倒4处，共40余丈，形势万分危急。董邦政临危不乱，亲自登城指挥军民以门板等迅速堵住缺口，昼夜据城死守。其中，城东南角缺口处的战斗尤其激烈，200多名倭寇头顶门板渡过护城河，眼看就要冲入城内。危急时刻，董邦政率兵赶到，他举起“鸟嘴火铳”打死一名倭寇，随后又部署手下用鸟嘴火铳逐一瞄准射击，迫使倭寇攻城不得，无功而返。就这样，上海军民在董邦政的指挥下，苦战18天，打退了倭寇的一次次进攻，力保城池不失，取得了第一次上海保卫战的胜利。
　　同年4月，倭寇4万余人围攻上海县城，第二次上海保卫战爆发。这次战斗长达40多天，董邦政一直不解盔甲，天天都冒着风雨率军拒敌。前后经过70余次战斗，倭寇伤亡惨重，仓皇败退。上海市民因此深受感动，特立“佥宪董公保障上海县碑”以志纪念。经过两次大的战斗以及其它百余次战斗，后倭寇中“有识其旗帜者”，就说“此董将军也”，往往不战而逸。
　　功高取忌遭奸臣陷害
　　董邦政在出任苏松海防道佥事期间所参加的有影响的战斗还有“阳家桥战斗”。据《明实录》记载，这次战斗发生在1555年8月。当时一股倭寇从浙江沿海登陆，然后屡屡突破封锁，一直向内地烧杀劫掠。董邦政与抗倭名将俞大猷在苏州附近捕捉到流窜到此地的这股海盗的踪迹，然后水路合击，歼敌大半。随后，董邦政又在阳家桥设伏，最终将这群横行千里、杀人数千的海盗全部歼灭。关于董邦政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小说家蔡东藩在《明史演义》中也有过描述。他在第六十四回写道：应天巡抚曹邦辅，亟督兵出剿，与寇相遇，佥事董邦政，怒马突阵，连斩贼首十余级。
　　然而，正是这一大捷，却让董邦政受到奸臣陷害。原来，此时奸相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正奉命“祭告海神，因察贼情”，他看到董邦政、俞大猷和曹邦辅（时任苏松巡抚）大破倭寇，就想把功劳据为己有，不想曹邦辅已经赶在他的前面向朝廷报捷。冒功不成的赵文华于是自行组织人马攻击倭寇在陶宅（上海附近地名）的老巢，结果死伤惨重，大败而归。赵文华因此恼羞成怒，捏造一个“避难就易”的罪名将三人告到嘉靖皇帝那里，董邦政于是被捉拿入狱，俞大猷和曹邦辅也同时受到处罚。
　　公论自明名振江南士林
　　面对严嵩、赵文华的淫威，12位上海士绅联名上书，力保董邦政。当时地位仅在严嵩之下的文渊阁大学士徐阶和另一抗倭名将任环，也向董邦政写信表示慰问并为他打抱不平。面对朝野上下的一致舆论，董邦政被以“戴罪立功”处置。尽管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但“戴罪”在身的董邦政依然“杀贼”勇气不减。从1556年3月23日至4月20日，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率兵或会同其他各部，与倭寇作战5次，歼敌228名，缴获各种器物600多件。董邦政因此也被免除罪名，官复原职。
　　董邦政在上海任职期间，正是苏松及上海地区倭患最为严重的时候，他在上海以及其它地方指挥或参与的战事，不仅与上海的御倭经过有关，也直接与当时整个御倭局势有关，特别是几次大规模行动的结果，更是影响了形势的发展。时任总督直隶、浙江、福建军务的胡宗宪在奏报中称：以往“松江沿海一带，如柘林、浦东等处，每为贼巢屯住。今据报，目下并无一贼，民颇安生，此实将士用命之所致。”自1556年下半年以后，上海地区的倭患逐渐缓和，并再未发生过倭寇的大规模围城、攻城事件。
　　对于董邦政在上海地区的御倭事迹，当时被称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曾在1558年董邦政进京为嘉靖皇帝贺寿时写过一首诗《送董北山邦政入贺》：
　　三年仗钺古娄东，献寿俄看紫觐宫。
　　龚遂暂辞渤海郡，汉廷应首颖川功。
　　万方玉帛看王会，千里舟车犯朔风。
　　白发野人难自别，漫梯高阁送飞鸿。
　　诗中文征明用汉代名臣龚遂、晁错比喻董邦政，极尽推崇之能事，董邦政在江南士林的声望，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说明的是，1559年5月，随着赵文华因罪入狱，董邦政终于再次得到重用，被提升为山西按察司佥事分巡冀北道，官至四品。但仅过了两年多时间，他又遭奸臣陷害而被降职。一直期望能够“忠君庇民”的董邦政，在报国无门之后愤然归隐于家乡阳信私人园林“长春园”，并于1581年终老故里，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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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寇的形成与灭亡

　　□刘海新　杨国胜　整理

　　关于“倭寇”，《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14—16世纪屡次骚扰抢劫朝鲜和我国沿海的日本海盗。由于中国古代把日本称作“倭国”，所以这些日本海盗也就被称为“倭寇”。
　　倭寇的形成，最早要追溯到元朝。在元军两次东征日本失败以后，当时日本的执政者北条时宗两次发布异国征伐令，企图入侵朝鲜。这个征伐令后来虽未执行，但被动员的武士中的一部分开始经常骚扰朝鲜南部沿海，此时倭寇已逐渐形成。
　　后来，倭寇的劫掠范围逐渐波及元朝沿海一带。这个时期，来自朝鲜和中国的一些海盗也加入其中，倭寇构成渐趋复杂化。1467年，日本进入封建割据的“战国时代”。战争中的溃兵败将和一些失业浪人逃往海上，加入到倭寇的行列中来。倭寇的势力因此也进一步壮大。
　　明朝建立初期，由于国家强盛，重视海防建设，倭寇并未酿成大患。正统（1436年开始）以后，由于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日益猖獗起来。明世宗嘉靖（1522年开始）以后，倭寇猖獗到了极点，对于中国的劫掠范围扩大到山东、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其中尤以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最为严重。
　　这个时期，倭寇之所以如此猖獗，有着独特的历史原因。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1523年，明政府又停止了日本的朝贡贸易。当时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而且利润丰厚，这对商人的诱惑力可想而知。于是，海上走私贸易更加盛行。由于这种行为遭到官方的严厉打击，武装对抗也就相伴而生，发展到后来，为了生存的走私商人干脆直接转化为海盗了。而原来那些以抢劫为生的海盗也趁机加入进来，双方遥相呼应，最终同流合污，结合成实力雄厚的武装集团。当时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就很说明问题。
　　这一时期的倭寇，一次出动可纠集上百艘战船，分几路入侵，攻城掠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而他们的构成，也就更加复杂了，中国人已经占到了相当的比例。无怪乎当时人说：“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倭寇的劫掠日益频繁，终于引起了明政府的重视。从1548年开始，明政府采取了武力剿倭的严厉政策。到1566年，中国沿海倭寇巢穴已经被全部荡平，倭患基本消除。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场平倭战争，虽然给了倭寇以毁灭性的打击，但并不能保证倭患不会死灰复燃，真正使这一危害彻底杜绝的，还应当归功于朝廷政策的转换。1567年，明政府鉴于当时的形势，宣布取消海禁，允许人民下海前往西洋、东洋进行贸易。既然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了，倭寇存在的基础也随之削弱，剩下的那些专以劫掠为生的海盗就经不起打击，最终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