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历时19天的2007年黄河调水调沙结束。调水调沙作为一种新的治黄思想，著名治黄专家王化云在1987出版的《我的治河实践》一书序言中指出：“未来黄河的治理与开发，很可能由此而有所突破。”
　　大河的历史往往与民族的历史共生，今天的黄河，是从昨天的黄河演变而来的。往事越千年，黄河安澜，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理想。在宏大的历史实践中，治黄的历程中既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也产生了许多领先于时代的理论结晶。

　　鲧和禹：仅仅是方法上的差异？

　　在传说和记载中，鲧和禹不同的治水效果是广为流传的；更为深刻的是，这对传说中为父子的治水方法，即疏和堵，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从治水延伸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但对神话和传说的一些新的研究表明，事实可能不是“方法不同”这么简单。
　　按照有文字记录才算历史的原则，禹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而鲧的面孔，却不是那么清楚。有研究者对神话研究的一个结论是：鲧和共工可能是同一个人，而他们不同，不过是同一史实在不同文献中的分化。
　　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关于他们的神话传说很近似，比如，共工和鲧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共工也同样用堙堵洪水的方法使天下受害；鲧是为祝融所杀的，而共工也曾与祝融发生过战争且不胜；他们的结局相同：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而共工也有入渊之传说。
　　如此一来，关于鲧的经历就有更清楚一些的认识：鲧的封地在崇，古代文献中，关于这个“崇”地在何方，有四种答案，其中之一在山西，考古发掘证实，山西省西南部应该是夏人活动的重要区域。祝融部落的原居地是在郑，即今之河南省新郑县。基本上处在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黄河在几千年来经常改道的地方。处于黄河中游的鲧设堤筑坝，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共水下游的部落居民，但对黄河下游的危害可想而知。
　　如果以夏王朝的建立为国家之始，鲧的时代这一地区应该是部落林立的状况，所以，研究者推测当时的历史事实大约是：鲧率领部落在共地（今芮城县）用堵的方法防止洪水的入侵，使得黄河无法从北向的支流泄洪，导致河水改道，泛滥成灾，侵害处于黄河中下游的祝融系统诸部落，遭到攻击、流放。换言之，鲧并不是没堵住洪水，事实可能是他堵得太好了，以至于导致洪水对下游的侵害；他失败的根源，在于黄河中下游之间的矛盾。
　　禹的身份比较特殊，“鲧取有辛氏女”，有辛氏大体上在今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说，禹是黄河上下游部落联姻的结果，能够较容易协调上下游之间的关系，从而动员各个部落清除障水的堤坝、疏通河道。
　　禹治水成功的巨大威信，也导致了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的建立，这种统一的权力机构，有可能是治理黄河洪水的需要；而对黄河中下游的协调，则贯穿了此后至先秦的历史。因为治水而影响政治，卡尔·魏特夫在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提出了“治水社会”的学说。

　　王景治河：两千年间的争论

　　《管子》中，将水患列为治国“五害”之首，所以治水是每一朝代的大事。而治黄史上最辉煌的，则是东汉王景治河，黄河安澜八百年。
　　据历史记载，西汉平帝时(公元1—5年)时，黄河、汴渠同时决口，拖延未修，百姓怨声载道。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明帝召见王景，询问治水方略。王景等人从当年4月开工，到第二年4月，便全面完工，历时仅仅一年。此后直至唐朝末年，839年间黄河未发生大的改道。
　　但是历史对王景治河的经历记载非常简略。其主要的技术措施，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这种说法有多种解释：清代魏源认为是沿黄河堤防每10里建一座水门。民国时期李仪祉认为是沿汴渠每10里建一座水门，武同举认为是汴渠有两处引黄水门相距10里。近年来的研究认为：最可能的情形是在汴渠引黄处修建两处或多处引水口门，各口门间相隔10里左右，以适应黄河主流上下变动的情况。而其中的“更相洄注”，这样河水通过水门分流、沉淤，再通过下游的水门流回河道。现代的研究者一般认为需要重堤才能完成，所以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王景确定的河道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共长千余里。虽然极力简省，但“耗费百亿”。
　　多泥沙的黄河怎么能千年无患呢？这是现代研究者关注的更为重大的问题。一般认为，主要是选择了一条合理的流路，分流放淤占主要地位。低河床线路，大分流放淤，自然能维持较长时间。但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认为，黄河安流的时间较长，与黄河中游边区和河套地区变农为牧密切相关，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黄土高原上的植被保存较好，黄河携沙量大大减少。
　　水利设施与一般工程不同的是，经常会因为资源的变化或者灾害的原因而毁圮，而且由于缺乏科学的记录，史书上的描述往往语焉不详，这是许多历史之谜的根源。但是，探索这些历史之谜，对认识今天的黄河，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束水攻沙”：16世纪的河流泥沙运动力学

　　综观治黄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争论比实务多。但争论的内容，虽不乏真知灼见，但纸上谈兵的亦复不少。早在两千多年前(约公元前6年)的西汉时期，贾让曾应征上书，提出著名的“治河三策”，即改道、分流、筑堤，将筑堤列为最下策。此后多年治黄思路不过是交相为用，基本不出此范围。
　　大禹治河重疏导，后来的治河者多奉此为圭臬，以至于明朝有位大臣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当时朝廷对如何治河久议不决，他的解释是一个试验：用两只壶，一只一个出口，一只五个出口，往里注水后，五个出口的当然先流完，于是“议决”。
　　黄河多泥沙，早在西汉初年，这一现象就被注意到了。但直到明朝的时候，才出现了水沙兼治的治黄大师潘季驯。他在认真总结前人的治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治河实践，认识到了黄河之患：只因黄河“善淤”，才导致了“善决”、“善徙”。这是治黄史上的巨大进步。其“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精辟见解，成为明清时期治黄人的座右铭。而清朝的靳辅、陈潢等人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
　　潘季驯“束水攻沙”理论为近代治河专家所称道，所阐明的水流挟沙力概念，与河流动力学原理相一致。德国著名河工专家、河工模型实验创始人恩格斯教授(HubertEngels)先后于1932和1934年两次进行黄河下游动床模型实验，验证了350年前潘季驯的治黄理论的正确性。可见，以潘季驯治黄为代表的我国16世纪的河流泥沙运动力学的理论成就，位居当时世界前列。
　　一般人不了解的是，“束水攻沙”这一理论最早来自当时山东虞县（在今河南）的一个不知名的秀才，他向当时管理河务的万恭提出了“以河治河”的建议，潘氏的理论是受万恭启发形成的，这当然可以说，伟大的理论产生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
　　而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曾参与治黄事业。1841年，他因禁烟获罪，在遣戍途中，当时受命治河的大学士王鼎保荐他参与治黄。林则徐“与士卒同畚锸”，“一切事宜，在在资其筹画”，还首倡用石料修河工。河决堵复，林则徐仍被充军伊犁，王鼎流泪送别,林则徐答以“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一年后所作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吟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这可以看成历史上治黄英雄的共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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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水名言

　　□李鹏飞 整理

　　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虽劳不罢（疲）。民田适治，河堤亦成……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贾让，西汉末年人。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贾让应诏上书，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河三策。
　　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
　　——张戎，西汉末长安人，曾任大司马史。元始四年（公元4年），安汉公王莽召集群臣征求治河意见，张戎应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
　　——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至和年间，这是他在当时的“回河”之争中发表的意见。但朝廷未采纳，命加紧堵口，结果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强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
　　——司马光
　　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
　　——苏辙，他这个看似保守的建议，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数千里之黄河，挟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仅以河南开封府兰阳县(今兰考)以南之涡河，与直隶徐州、沛县百数十里之间拘而委之于淮”，哪有不横流溃决之理。
　　——周用，明弘治年间进士，曾任吏部尚书，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总理河道。他治河提倡沟洫治理，打破历史上单纯依靠下游堤防治理的局限性。
　　“水之为性也，专则急，分则缓；沙之为势也，急则通，缓则淤”，黄河只有合流，才能“势急如奔马”。必须因势而利导，用堤防约束就范，使之入海，这样才“淤不得停则河深，河深则永不溢”。
　　——万恭，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隆庆六年(1572年)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有《治水筌蹄》一书。他的治河思想，被认为是潘季驯“束水攻沙”理论的基础。
　　“鉴于古而不泥于古”，“有必当师古者，有必当酌今者。”“总以因势利导，随时制宜为主。”
　　——陈潢，清初治河专家。治河思想被辑成《河防总论》。
　　老滩土坚，遇溜而日塌，塌之不已，堤亦渐圮，今我筑坝，保此老滩，滩不去则堤不单，守堤不如守滩。
　　——吴大澂，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任河督时，对郑州、中牟、开封一带险工甚为重视。郑州十堡大工完成后，在荥泽八堡老滩前，筑石坝一座，工竣立一石碑，阐明了他的固滩保堤的治河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