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长清区有个孝里镇，孝里镇有座孝堂山，孝堂山上有一座石祠，被人称作郭氏墓石祠。
　　说起来，孝堂山并不起眼，高仅30余米，而且貌不惊人，既不险峻，也不秀丽。山上石祠，就其规模而言同样微不足道，室内面积还不足8平方米，平均高度不过1.6米。然而，就在这样一座小山上的小小石祠，却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风雨和浩劫，从汉代一直留存至今，成为中外考古界、建筑界和书画界瞩目的焦点。早在1961年，它就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
　　孝堂石祠之所以这样引人瞩目，首先因为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
　　石祠，是中国古代建于墓前的石质祭祀建筑，又称石室，是后人扫墓祭祀时陈设祭品的地方。为先人修筑大墓建造祠堂，在汉代时是最为主要的一种孝行，因此曾经盛行一时。这在《后汉书·礼仪志》和《水经注》中都有很多记载，如《水经注》中就说：比水又西南……庙堂皆以青石为阶陛，庙北有石堂……以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立石祠。不过，汉代的石祠虽然成千上万，但能完整保存至今的却只有孝堂山这一处。
　　孝堂石祠全由石板构筑而成，南面为门，其余三面为墙，正面中间立一根敦实的八角石柱，使石室从外面看为两间，内部则连成一整间。屋顶呈两面坡形，由两块石板搭成，总重量达4万余斤。这座石祠能够历经近2000年而屹立不倒，与它的建筑布局和构造有着直接关系，说明在汉代我国的建筑技艺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外，由于在多处建筑构件上还刻有一些装饰花纹，这又给古朴的石祠增添了几分美感。
　　关于这座石祠，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曾经多次进行过实地勘察。他认为，根据孝堂石祠内汉代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的参观题记证明，在此之前，这一石祠建筑就已存在。据另一参观题记“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月二十一日敬(故?)来观记之”，审其文意，当是慕孝子之名或石祠之画像而来观看的，因此，此祠之建成当已有年，证之以画像风格较（嘉祥）武氏祠、（济宁）两城山诸画像风格为早，其年代当在东汉之初(约公元1世纪间)。
　　孝子之名让孝堂石祠留存长远
　　孝堂石祠能够留存至今，当与它之后的墓地传说为郭巨墓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这一石祠也被称作是郭氏墓石祠。
　　郭巨，字文举，生于西汉末年，是中国古代二十四孝子之一。明朝人蔡培元和李锡彤辑录的《二十四孝图诗合刊》，其中就有一则是关于“郭巨埋儿”的故事。故事中说：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及掘坑三尺，得黄金一釜，上云：“金赐孝子，官不得侵，私不许取。”郭巨因此抱着孩子和这罐金子回了家，从此一家人再不为衣食发愁，而郭巨的孝名也由此传遍天下。现在孝里这个镇名，同样由此而来。原先，这个地方因地势低洼，被称作是水里铺，经“郭巨埋儿”事件之后，更名为孝里铺，现又简称为孝里。石祠所在的孝堂山，古称“巫山”，《左传·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所言“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而在山上之墓传言为郭巨墓之后，此山也就更名为孝堂山。
　　最早将孝堂石祠之后的墓地确定为郭巨墓的，是胡长仁。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时任齐州刺史的胡长仁在石室外壁刻了一篇《感孝颂》，明确指出这就是“郭巨之墓”，墓前石祠因之也被称作是郭氏墓石祠。不过，对于胡长仁的这一论断，后人一直都颇有疑问。宋人赵明诚（李清照的丈夫）在其所著《金石录》中就曾表示：“不知长仁何所据遂以为巨墓乎。”而据现在的学术界考证，郭巨原籍在河南林县，后流落到河北内邱县，这在《内邱县志》中也都有所反映，但对于郭巨是否到过孝里甚至还埋葬在孝里，史上并无明确记载。
　　不过，尽管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但在民间，很多人却一直认为这座石祠的主人就是郭巨，并以此来感化和劝教后辈儿郎。也正因为此，这座石祠才历经千年而完好无损。“文革”期间，曾有一批大学生跑到这里，想以“破四旧”的名义摧毁这座石祠，但遭到当地村民的竭力阻挠而未能得逞。由此也不难看出郭巨的孝行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精美画像使孝堂石祠光芒万丈
　　当然，对于“郭巨埋儿”的这种极端行为，在一部分人大加颂扬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提出了批评，像明代的方孝儒、清代的胡文炳、近代的鲁迅和当代的徐北文等，都持这种观点。尽管如此，孝堂石祠却依然名扬天下。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石祠本身及其石刻画像，为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和书法史、美术史、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就连鲁迅在大加鞭挞“郭巨埋儿”的同时，还接连致信好友台静农，托他不惜“重出”代为搜集、购买孝堂山汉画像拓片。正因为孝堂石祠具有这样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在现在人看来，它的主人到底是谁已经并不重要了。
　　孝堂石祠室内除屋顶外，在两面山墙及后墙上，都布满了雕刻精美、内容丰富的画像。其中，有威武的王公出巡，车马仪仗和武士、乐师前呼后拥；有臣僚朝会，拜谒献礼，借以显示墓主生前的豪华气魄。另刻有人类始祖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以及周公辅佐成王、西王母的传说故事等；还刻有田猎、战争、饮宴、杂技、庖厨等场面，内容繁杂，涉猎广泛，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代人的行为与生活。罗哲文说，这是研究汉代历史、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像与胡人作战的战争场面，就诠释了汉代民族战争的史事；而胡人骑骆驼、骑象来朝，汉朝派出丞相亲迎的场面，则反映出了民族和好的事实，都可为历史记载的佐证。其他如画像人物的服装，则是研究汉代服饰的重要参考实物。
　　孝堂石祠画像的艺术价值，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宋代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就曾屡登此山进行观摩，并在《金石录》中刊录。后代金石学家也无不给予高度评价，著名学者傅雷在其名著《傅雷家书》中也提到了孝堂石祠画像，他认为孝堂石祠画像“早于武梁祠约百年(公元一世纪)，且系阴刻，风格亦较古拙厚重。‘孝堂山’与‘武梁祠’为吾国古雕塑两大高峰，不可不加注意”；“汉代石刻画纯系吾国民族风格。人物姿态衣饰既是标准汉族气味，雕刻风格亦毫无外来影响”；“那种宽袍大袖、简洁有力的线条、浑合的轮廓、古朴的屋宇车辆、强劲雄壮的马匹，已使我看了怦然心动，神游于二千年以前的天地中去了”。而著名画家傅抱石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华民族美术过去之灿烂》中指出：孝堂山武梁祠的石刻画，固然不是二十世纪图案最发达的欧洲画家可以“便化”得出来，就是一块汉画像砖上的人物，也够使现代东西方的人物画家惊异。
　　我国的绘画艺术在汉代就已达到很高水平，但汉代画像能够保存完整且保持原状流传至今的，惟有孝堂石祠。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使它在汉代画像中独树一帜。世界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就将孝堂石祠画像的拓片作为我国古代艺术珍品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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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孝文化

　　□杨国胜

　　在汉代建造的成千上万个墓祠中，孝堂石祠的规模并不怎么起眼，但它却成为那个时代留存至今而且保存完好的唯一一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出现，就因为它与“孝”字沾上了边。千百年来，人们之所以对它精心维护，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它来弘扬孝道，教化后人。
　　何谓“孝”？《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可见“孝”最初的涵义就是“善事父母”，即奉养父母。《辞海》、《辞源》秉承的也是这个意思。
　　据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尧典》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尧帝在选择接班人虞舜时，就特别注意到虞舜的“克谐以孝”。到了春秋战国，儒家便把孝奉为“百行之首”。《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经》里记载的孔子的话说得更明白：“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部《孝经》，是中国关于孝的第一部专著，从内容上看，它是孔子和曾子师生二人的对话，曾子问，孔子解答，最后由曾子整理而成。《孝经》提出了“孝治天下”的伦理宗旨，阐发了孝与人本身、孝与家庭、孝与政治、孝与社会的关系。它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由“孝”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使孝的涵义逐步丰富起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孝文化。
　　对于孝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清代的曾国藩曾有一句名言：“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概括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究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当代学者黎鸣在《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也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文明的中国人连续地生存了四五千年，唯一地显示了他们的精神的真诚之处，还真正只在这个‘孝’字上”；“中国就是靠这个‘孝’字支撑了两千多年的文明”。就连西方学者也对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进行过充分的描述，黑格尔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法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
　　可以说，源远流长、世代相承的孝文化，是中华民族能够家庭和睦、邻里相亲、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历代王朝无不主张并实施以孝治天下的背后，它也被异化为历代统治者统治人民、维系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的孝文化，现在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不加分析地全面继承和全盘否定都是不可取的。当然，对于眼下的中国来说，继承的需要可能尤为迫切。在中国正朝着向现代化奔跑的今天，就连“善事父母”这一最为基本的孝行，也已经在某些人身上不知不觉地消失，像屡屡见之报章的“啃老”一族的出现，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反映。因此，首先在每一个家庭中将我们祖先历经千年而传承下来的中国孝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应当是构建和谐社会“由我做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