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报道的产生
2007-06-20 08:19:00 作者:□本报记者 戴玉亮 来源: |
关于高考30年的采访计划,始于今年3月底。 怎么做这个题目? 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对30年前的那场高考有了初步印象:学子欢欣,全国震动,意义重大。一个最具代表性,也颇有煽情色彩的说法是“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事情究竟是怎样的?个人,在时代的河流中,究竟是如何挣扎与奋斗的?他们有多大的能力把握个人的命运,还是只能随波逐流? 随之,各种具体的问题也浮出水面:那些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恢复高考前都在做什么,是怎么准备高考的,大学生活怎么度过的,毕业后做什么工作,现在的情况,当年没考上大学的人——占当年考生绝大数的人现在又在做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通过各种关系联系采访对象。在这里,我们有意地回避了名人,因为他们只是极少数,不能代表普通考生与大众。尽管如此,采访的难度还是超出了事先的预料。我们接二连三地遭到了拒绝:某高校两位老师以相同的理由“工作太忙”不接受我们的采访;某即将退休的、一位当年老三届的媒体工作者,也婉言回绝了我们;本报记者的母校,某县一中,也以高考在即为由谢绝了我们。 采访工作以一种缓慢的速度进行着。由于时间紧迫,“五一”黄金周里,记者独自一人驾车上了高速公路,先是淄博,然后是潍坊,然后又返回济南,然后重新出发,赶到菏泽,5天跑了1000多公里。这是一次枯燥而漫长的旅行,但见到采访对象时的喜悦,冲淡了行进中的无聊与寂寞。 采访结束,整理完近一个采访本的厚厚笔记时,我们再次陷入了疑问。怎么写?是像惯常的大稿那样,将所有材料打碎、揉开,以不同的主题重新组织、提炼呢?还是以每个采访对象为主题,原原本本地呈现事实。前者需要巧劲,但有刻意的痕迹。后者会有风险,因为需要过硬的故事。好在经历过1977年高考,走到现在的人,每个人都是传奇,即使是平淡的日常生活,也因时代的色彩而具有了特定的意义。于是,我们决定用第二种方法:通过每一个采访对象个人的经历,通过个体的回忆,尽可能地再现当时的历史与现实。 于是,我们有了这一组关于高考30年的稿子。 遗憾的是,尽管多方联系,我们还是未能采访到1977年落榜的考生中目前工作和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务农,有很多人在做苦力,用自己艰辛的劳动,默默地为我们这个巨大的社会做着基石。我们曾打听到一个在淄博火车站附近蹬三轮的人,但最终也没有联系上。否则,我们这个报道将更加饱满,也将更加接近现实。 真诚地向接受我们采访的每一个人表示谢意,是你们夹杂着痛苦的个人体验帮我们部分地还原着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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