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人：王金玲，70岁，淄博五中退休教师，七七届高中毕业生班主任。

　　“念书好了将来犯错误”

　　这是“五一”黄金周里的一天。从济青高速公路淄博出口下来，驱车进市区。先是一片繁华，渐行渐近至张店老城区，一片低矮的旧楼出现。停车，步行一段窄路，进了一个院子：淄博五中教师宿舍。王金玲就住在这里，一幢上世纪80年代建的6层楼。
　　1962年，王金玲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语文系，同年分配至淄博五中教书。
　　王金玲回忆到，“文革”前，淄博五中每年进七八个大学生。淄博五中的教师大部分是大学生，和旧时代过来的有文化的人。“文革”期间，淄博五中只进了两个工农兵大学生，水平就差了些。与本报记者一起去的，王金玲当年的学生李晓林，讲了两个例子。
　　之一：学生问老师，“义愤填膺”这个成语什么意思？当时正在打倒刘少奇，老师解释道：“打倒刘少奇就是义愤填膺。”之二：讲到百万雄师过大江时，老师说，咱们人民解放军飞渡南京长江大桥。有学生质疑，那时候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吧？老师赶紧改口，我们解放军从江这边拉一个大铁索链子到江那边。又成飞夺泸定桥了。
　　“文革”期间，学校上课就没正常过。王金玲说，那时候老师是“臭老九”，知识分子学的东西是封资修的东西，罪过很大。很多家长也跟学生说：“念书干啥？念书好了将来犯错误。”张铁生、黄帅才是那个时代的青年英雄。当时有些学生就学他们，不喜欢学英语，就说“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
　　王金玲说，我带的七七届高中毕业生，高中两年上课时间少不说，上课也是读报，讨论，表决心。其他大量的时间就是劳动，要么去一个叫王舍村（那时称大队）的地方的玛钢厂干活，要么下乡干农活。王金玲当年的另一个学生王爱武说，那时候王老师和我们一块拉地排车。

　　什么人考大学

　　又能考试上大学的消息一来，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学生没有，老师也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办。毕竟，那时候“读书无用论”还是主流。王金玲说，很多学生都没有报名，他们七七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的，可能连五分之一都不到。学校也不知道该不该动员学生参加高考，因为不知道下一步风往哪儿刮；更不知道怎么帮学生们复习、应试，因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考，要考什么。学校惟一做的事，就是临考前，在学校大礼堂讲过几次课，来的人倒是不少。
　　据王金玲推算，淄博五中七七届高中毕业生一共12个班，每个班50人左右，总共约100来人参加了考试，一共考上了10多个，平均一个班一个。王金玲带的班考上一个本科，一个中专，一个技校，算是比较多的，有的班一个都没考上。
　　那时候，大部分学生对高考无所谓，还有反感考试的，但也有少数真想考大学的。王金玲说，这些人要么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上大学可以改善处境；要么是知识分子家庭，知道知识的重要性。那一届七班考得最好，3个本科，两个人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另外一个家庭成分是地主。
　　王金玲说，淄博五中有一个毕业生叫袁新，是我们徐副校长的儿子。1975年高中毕业后，袁新去齐鲁石化当了工人。但他家里对他的学习一直没有放松，认为即使不能上大学，知识也是有用的。这种思维，现在看来是比较超前的。袁新1977年参加高考，成绩非常突出。看了他的卷子后，清华要他，北大也想要他。袁新最后上了清华，现在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了。

　　一个佳话

　　1977年高考的意义确实太大了。如果说考试前大家普遍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考完后，尤其是招生工作结束后，就不一样了。王金玲用语文老师特有的语言说：“77年高考，相当于在荒芜很久的土地上打了个旱地雷，又带来了一场及时雨，学习风气一下子上来了，也带动了社会风气，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
　　王金玲特别爱给学生们讲一件事，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袁新，要去清华报到，在淄博火车站，票也买好了，那是刚过了春节不久，用现在的话就是正好赶上“春运”，人特别多，大家都挤在检票口，袁新怎么也过不去。眼看车快要开了，袁新的妈妈，就是徐副校长急了，掏出袁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举在手里喊道：“我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了，上不了车就耽误报到了，请大家让一让好不好？”话音刚落，人群自动分开，让出一条道，还有人帮着袁新拿行李。这件事后来在淄博五中和淄博一带传为佳话，传了很长时间。“抓教育太受欢迎了！”王金玲感慨地说。
　　后来，王金玲连续数年给毕业生当班主任，在给材料作文时，她就以袁新火车站上车一事为材料，让学生们自己命题写作文。一开始，学生们的作文主题集中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主义优越性”等方面。再往后，越来越多的学生认识到，其实，这是知识重要性的体现。
　　从“文革”中过来的人，大多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王金玲说，现在的学生虽然负担很重，但总比那时没有学上好，别嫌孩子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