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人：李现臣，生于1947年，菏泽一中教师。

　　“文革”就像一场梦

　　李现臣高二结束时，“文革”开始，当时高中是三年制。正值暑假在家的李现臣，被召回去收集材料。收集材料干啥？当“炮灰”，准备“炮轰”某某目标。
　　李现臣等一部分学生是最早动起来的，他们搞揭发材料，揪“反动权威”和“隐藏的历史反革命”。但没多久，上头下来的工作组认为他们用心不良，破坏秩序，李现臣等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但很快一个文件下来，他们又起来了。
　　9月初，李现臣等人组成了菏泽一中“8·18”革命造反队，随后又成立了一个勤务部，头叫总抓，李是副总抓。组织成立后，第一件事是把大标语刷到街上，然后了解与“封资修”有关的情况，联合其他造反派开批判会，到街道发动群众，上街游行。那时候，最响亮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8·18”迅速壮大，不到三四个月的时间，其势力席卷菏泽。
　　12月5日，菏泽的红卫兵小将们要夺当地当权派的权。李现臣回忆说，怎么个夺法，不知道，就是派了一帮人去把各部门的主要印章要过来，弄了一大包袱，然后成立了一个接管委员会。夺权后仅13天，李现臣他们就被军分区来的人“镇压”了。6人进了看守所，李被软禁在一个招待所。1967年4月，上边又有新指示，给革命小将平反。李现臣等人搞了一次绝食运动，李整整53个小时没有吃饭，最后人全放了。
　　经过两次起落后，李现臣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当时李的姐姐已经出嫁，家里只有老父老母，生活比较困难，万一自己有什么事，双亲怎么办。李现臣想，革命面前不能退，但是不能再挑头了。7月，武斗开始，李现臣对自己人说：“你们打吧，我不能去，你们兄弟多，我就一个。”
　　1968年8月，菏泽一中学生，不管哪一年级的，全部毕业，解散回家。
　　李现臣说，当年的那些事情，现在看起来就像一场戏，一个梦一样。

　　考与不考都是问题

　　李现臣回到了赵楼公社邱家庄大队干农活，挖河、修渠、垫沟、打石头，什么重活累活都干过。1969年起，李现臣开始教社办（民办教育），在李洪周大队学校任教。李说：“那时候我小学初中都教，语文、数学、物理、毛泽东思想，有什么教什么。后来还加了一门农业常识课，没人能教，我‘摆治’（菏泽方言，研究的意思）了‘摆治’，搞定了。”
　　教了4年书后，因家庭困难，李现臣又回到生产队干活，还干过副队长。1970年，李现臣结婚，对象是老家的。1971年至1974年，李现臣的爱人生了3个孩子。
　　不管是务农，还是教书，都是挣工分，那时候一个工（干一天活算一个工），最多时也没超过3毛钱，最少的时候才8分钱。李现臣的父母那时年纪已经很大了，家里又添了这么多孩子，李一个人挣的工分，多数时候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满足不了。有一年夏天，实在揭不开锅了，无奈，李现臣借了辆自行车，从对面的黄河北沿偷偷贩了几趟辣椒。那时候，生活的贫困，超出了现在人的想像力。李现臣的爱人，每次生下小孩没几天就没奶水了。孕妇的必需品，不用说奶粉是肯定没有的，连糖也买不上。李现臣就去城里托人买，计划供应，城里人有糖票。他一个人只找一回，为什么？因为下回就不好意思再找同一个人了。
　　1976年底，李现臣又回到学校教书。1977年秋天，社会上传开，能考大学了。李现臣听到后的第一反应是不想考。想了半天，还是不能考，家里就他一个壮劳力，他去上学了，家里人怎么办。就在这时，李的四婶子去世，亲戚朋友都来了。谈起这事儿，大家都说，你得考啊，是个机会。对于家在农村的李现臣来说，考大学至少是一个人生的台阶，考上了就能改变身份，成为城里人，从普通老百姓成为干部。在众人的劝说下，李现臣权衡再三后决定，考！
　　与那年参加高考的大多数人不一样，李现臣是有把握的，因为他的底子太好了。当年考高中时，他就是菏泽一中从10个县里选拔出的169个人中的一个。而且李还是“大改班”（相当于现在的重点班、实验班）的第一名。毕业后又长期在学校教书，功课基本没有荒废。
　　报名后，李现臣白天教书、干活，晚上点着煤油灯复习两个小时，也没有复习资料，就是随便找点书看看，前后复习了一个月。

　　备受煎熬的4年

　　报志愿时，李现臣填的第一志愿是菏泽师专，第二志愿是菏泽师专，第三志愿还是菏泽师专。因为菏泽师专离他家只有七里地，上学时可以照顾家里。但一发录取通知，他却发现是曲阜师范学院政史系。李的心里一凉，犹豫了。李洪周学校的校长劝他，去吧，上大学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难说啊。李的父亲也说，家里想办法也要让你上。
　　李现臣那年的高考成绩是320分，菏泽文科第一名，也是曲师他们班里的第一名，系里的骆承烈教授开学后一见面就喊出了他的名字。
　　李现臣说，别人上大学是一种幸福，但对他来说则是备受煎熬。
　　1978年，李现臣的老婆又为他生下一个女儿，4个孩子，生活更加艰难。4年里，李天天想的就是家里的事，夜夜无法入睡，最后落下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后来吃了60多服中药也没好，一直到现在，30年了。
　　大一开学时，李现臣的姐姐给了他20块钱。这20块钱，李4年大学从头花到尾。为了能补贴点家用，他从表哥家拿了两大包芍药根，卖给学校医务室，挣了150块钱。李给自己买了件蓝色的卡上衣，剩下的钱都给了家里。穿上新衣服的李，遭到了同学们善意的嘲笑，学校里纷纷议论，说“李现臣有新褂子了”。李现臣还是他们同学中惟一一个没有手表的人，同样来自菏泽的王爱新对李说：“老李，我也陪着你不戴了。”他们成为班里仅有的两个不戴手表的人。
　　当然，大学生活也并非全无愉悦。李现臣说，曲师的大包子太好吃了，肉不少，油水也很大。对他来说，吃大包子就是那时人生最满足的事情。
　　李现臣他们班有50人，老三届的18个，应届的三四个，其他的都是往届的。李说，那时候不少人压力都很大，大部分是因为家庭状况太差，七七级曲师自杀了两三个人。
　　尽管因往家里跑经常缺课，最后一年还因父亲生病回家大半年，但李现臣的功课几乎全优。毕业前，历史教授王先进想让李做他的研究生，被婉拒。
　　一门心思想着快点回家的李现臣，终于盼到了毕业。回乡的火车深夜抵达菏泽站，25里地，李现臣背着行李，一气儿跑回了家。
　　1968年从菏泽一中毕业，1982年李现臣又回到菏泽一中教书，一教就是25年。
　　从原点出发，李现臣又回到了原点，这是宿命的安排，还是个人的选择？李现臣说，我已经过完的生活，是个人的命运，也是时代的命运。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李现臣是老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高中毕业）的缩影，而老三届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