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人：卞，生于1959年，临清市政府公务员。

　　领个证有什么用

　　卞1976年高中毕业。从卞入小学那年起，“文革”开始，并延续了他的整个学生时代。
　　卞说，那时在学校里学不到多少东西，课本非常薄，日常活动主要是帮公社干一些活。从公社中学毕业后，卞回到农村，在公社农场做粉条。农场全称是“农业科学实验场”，每个公社都有一个。做粉条，在当时算一项技术活。
　　卞领高中毕业证时，向学校里一位姓潘的老师抱怨说：“领个证有什么用啊，还是得回家干活。”潘老师原是在县城教书的老师，“文革”前正儿八经的本科毕业生，因为一些言论，被下放到下面中学。卞对他一直很敬佩。潘老师说：“证是没什么用，但它是你学习知识的证明。你看着吧，过不了多久，这个社会，就会认识到知识是有用的。”
　　也许是受这句话的影响，再加上本来就是个踏实人，在公社干活期间，卞利用闲暇时间看了不少书。家里的八爷（族中长辈），是“文革”前的高中生，有一本物理课本，挺系统。卞借过来一看，很感兴趣，就自己琢磨着学。放羊的时候，卞也带着看。家里的弟兄因此还说过风凉话：“不好好干活，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考上了也得疯

　　这样过了一年。忽然有一天，也没什么征兆，卞家院里挂着的有线小喇叭广播说，可以考大学了。对于这个消息，村里人大部分持怀疑态度：“谁知道真的假的？考上算不算啊？”因为之前想从村里走出去，都是看成分、靠推荐。那之前不久，支书的儿子刚刚获得参军名额。卞也很想参军，但家里成分不好，没有资格。对于考试上大学，卞也是半信半疑。
　　卞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村里一位老人对他说：“你别考了。考这个干什么？你不知道范进中举啊？考上了也得疯。”
　　从宣布恢复考试，到高考举行，一个多月的时间。卞来不及好好复习，也没有任何复习资料。
　　卞是在县城五中参加的考试，人非常多，一个考场60多人，什么年龄的都有。卞说，当时的考试，现在看起来很不正规，没有安排单人单桌，因为教室数量有限，安排不开。当时是冬天，大家都穿着大棉袄，感觉特别挤。卞记得他的同桌，是一个老三届的学生，比他大十几岁，已经谢顶了。可能这个人文科比较好，考语文和政治的时候，使劲捂着卷子，生怕卞看见。后来考理科科目时，这个人又老歪着头看卞的。显然，老三届的学生比年轻一些的更看中高考，因为他们的青春耽误得太多了。

　　师生同进考场

　　第一年参加高考，卞落榜了，又回到农村干活。还没来得及想明年是不是再考，卞上高中的学校捎信儿来，要他回去复读。因为已经开始考虑升学率了，学校就把成绩还不错的学生召回去，组织统一复习。对此，卞的家里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卞又回到了学校。
　　卞上学的地方离家很远，每天早起走着去，中午就在学校吃带去的窝头和咸菜。
　　那时的老师也没经验，或者说水平不高，对于不少问题，老师也回答不上来。卞说，有一次参加省里的数学竞赛，考到一个附加题，卞没做出来。老师拿到题，回家做了一晚上，终于做出来了。第二天给他讲解时老师说，这道题是偏题、怪题，高考不会考的。但高考的时候，真考到了。
　　卞说：“拿到数学卷子的时候，我一看，最后一道题就是那道三角函数证明题，但怎么想也想不起证明过程。我一下子就晕场了，大脑一片空白，想，坏了，坏了！半个多小时后，我才强稳住神，在桌子上趴了一会儿，冷静了一下，做了几道。”
　　考虑到数学考得这么差，卞想肯定考不上了，干脆死了这条心吧。哪天出榜，他连打听都没打听。有一天，天快黑了，卞正在地里干活儿，一个邻居骑着自行车从城里回来，路过地头时冲他喊：“小六，你看榜去了吗？”卞说没有。来人说：“你考上了！”卞回家放下锄头，拿起手电筒，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赶到城里。在师范学院门口，卞举着手电，在大红榜上找自己的名字。名次不是很靠前，但确实考上了。
　　卞说：“那年参加高考的，还有我的几位高中老师。物理老师和我一个考场，半小时，他就交了卷子。我心想：‘老师水平就是高。’但发榜时，却没有他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他当时交了白卷。经过那场高考后，物理老师再也没回原来的高中教书，可能是觉得水平还不如自己的学生，就转到下面某个村的学校当老师了。”
　　卞后来被聊城师范学院录取。在班里，他是最小的学生，同学之间年龄差距很大。有一个同学，在聊师念大学，儿子在聊师附中念高中。卞说，多年之后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女儿还分不清楚，对爸爸一些旧时的同窗好友，是应该喊伯伯还是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