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1977年，废止了11年的中国高考重新恢复，高考恢复改变的远不止是一代人的命运。今年恰逢我国恢复高考30周年，我们寻找到一些当年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通过他们的回忆来展示当年的高考历程，以及由一场高考引发的人生感悟、特殊认识，这些不仅让今天的人们重温那历史的悲喜感动，更折射出高考改变我们、高考改变中国……

1977年8月，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被采访人：马庆水，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正厅级巡视员。现任山东省教育基金会会长。

　　还是“十六字方针”

　　1977年，当时在省教育部门工作的马庆水，全程参加了那年的两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并详细记录了会议传达的邓小平同志讲话，以及与会代表的发言。可惜当时作笔记的本子，在马庆水最近的一次搬家过程中不慎遗失。
　　马庆水回忆说，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制度被废。1971年至1976年，招了六届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原则是著名的“十六字方针”，即“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招生工作会，是1977年6月在山西太原的晋祠宾馆开的，前后22天，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主持了会议。马庆水说，参加会议的山东代表是两个人，宁汉阁同志和我。宁当时是省教育局副局长，我是计财处副处长。
　　那次会议确定的招生办法还是“十六字方针”，因为当时教育战线的思想依然恪守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马老说，开完会，我们就回来等红头文件，但到7月了还没来。这时有些省已经开始部署招生工作了，山东怎么办，再不招就晚了。宁汉阁说，红头文件不来不行，等。

　　划时代的招生会议

　　8月9日，省里突然接到通知：11日到北京饭店报到。马庆水和宁汉阁又火速赶到北京。
　　马庆水说，到了之后会怎么开，不知道，先学邓小平“8·8讲话”（即后来收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那篇讲话是手抄件，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打印件。我们华东组共有十七八个人，我是最年轻的，抄文件的活儿责无旁贷。垫上复写纸，一次抄出几份，共抄了四五遍。
　　之后与会代表们才知道，此前的8月2日至5日，邓小平同志召开了一次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的上午，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气愤地列举了“十六字方针”的罪状。邓小平当场问刘西尧：“怎么办？”刘说：“今年来不及了，明年办。今年的招生文件华主席和叶副主席已经圈阅了。”邓小平很坚决地说：“来得及，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明天就把各省负责教育的同志找来，再开一次招生会，我要去讲话。”
　　8月13日至9月25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史无前例的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京召开。这是建国以后会期最长的一次招生会。
　　马庆水回忆说，当时会议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一，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二，是否可以恢复考试？三，录取中政治审查如何贯彻？那时候，“两个凡是”思想还占主导，大家绞尽脑汁，想从毛主席理论中为招应届生和恢复考试找依据。马老说，不少人提出，如果继续按“十六字方针”办，中国教育将不堪设想。
　　会议开了一天又一天，天天讨论，但刘西尧始终不表态。当会开到一个多月时，《人民日报》两位老记者写了一篇内参，即《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主要意思是：“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的一个“毒瘤”，教育要开创新局面，高校招生工作要搞好，必须切除这个“毒瘤”。该文还对刘西尧等人提出了批评。
　　9月19日，邓小平接见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发表了著名的“9·19”讲话（即后来收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马老说，那日深夜，大概12点多，与会代表接到会务组通知，到教育部五楼会议室开会。刘西尧传达邓小平讲话。刘一个字一个字地在上面念，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在下面记。刘稍一念快，下面就喊，记不下来，慢点念。大家生怕漏掉一个字。
　　有几段马庆水印象特别深刻，30年后，60多岁的他还能背出来。
　　“你们为什么死抱住纪要不放。《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了。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
　　“刘西尧啊，刘西尧，你前思后虑，左顾右盼，就怕跟着我犯错误。几百万教师对你有意见，你不听人家讲话。”
　　会上炸了锅。代表们表示，讲话太重要了，但回去汇报不能用手抄稿，得有红头文件。刘西尧说，马上向上级请示。
　　这应该是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最早讲话。马庆水说，回到住地后，把讲话用电报发回省里。但讲话太长了，发电报太费钱，就摘要了一下，大约两页纸，六七百字的样子。

　　80万与1万

　　回到山东后赶紧组织招生工作。马庆水说，大家都没有组织过考试，临时成立招生办，宁汉阁是主任，我和其他三位同志是副主任。
　　命题，从山东大学等高校找了两三个人做参谋，又找了二三十人组成命题小组，一帮人到长岛封闭起来出题。题出来后，当时的一位省领导兼招生委员会主任，在审查时，还把地理题作了一些改动，结果弄得不伦不类，既有地理又有政治，地理命题小组组长陈龙飞非常不高兴，因为他这方面在全国都是专家。可见我们那时的经验多么不足，马老说。
　　试卷怎么印？得做好保密工作。最后在莱芜找到了一个三面环山的郊区印刷厂，还有保密车间。印试卷需要大量纸张。一轻厅厅长说，没有那么多纸。省领导说，你就是拦路抢劫也要弄到纸。后来动用了印毛选五卷的纸张才将试卷印完。
　　印试卷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马老回忆说，莱芜法院的一个年轻人去保密车间拿印的布告，保卫科长说：“我进去，你等会儿。”那个年轻人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后也进去了，不知道为什么门口站岗的解放军也没拦他。但他进去后，一看在印试题，心想不好，就想走，被我们的人看见了，说你是干吗的，不能走。怎么办？最后大家想了一个办法，通知家人把生活必需品送来，让他在车间帮着干活。
　　可苦了那帮命题老师，命完题后直接从长岛拉到了印刷车间干校对，印完试卷又到泰山饭店封闭起来，直到最后一门考试试卷发下去半小时后，他们才自由了。前前后后关了他们近两个月。
　　马老说，当时考场纪律抓得很严。主管的省领导说：“务必万无一失，出了事拿你们四个是问。”但那年的考试中还是出了一件作弊事件。莘县一个群众公社中学的副校长，组织了几个老师在考场外给他的学生答题，然后把答案送进考场。后来人民来信举报了这件事，那个副校长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宣布的时候他当场哭了，说为党工作了30多年，最后没想到会成这样，很后悔。
　　阅卷是各地区自己阅，因为当时省里没有人力、物力，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搞集中阅卷。各地区组织完阅卷后，把分数统计好了，连同考生的卷子一块送上来。聊城地区阅卷比较宽，分数高，就压了10分下去。
　　录取工作也很严，没有敢送条子走关系的。马老说，1977年，山东的招生计划是8000人，考生是80万，百里挑一。老三届的学生考试成绩普遍比较高，我们就定了两条线，25岁以下的考生分数线稍低些，照顾一下。由于老高中生中有不少成绩不错但落榜的，后来我们又动员各高校多招一些，最后山东又补充扩招了2000人，总共是1万人，录取比例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