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人：魏建，1958年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考大学？我不信

　　1976年，魏建高中毕业于泰山中学。因是独生子女，他没有上山下乡，就进了泰安丝绸厂（现泰安制丝厂）当工人，主要工作是开铣床。
　　当了一年多工人，1977年秋的一天，一个高中同学告诉魏建，他听另一个同学说，可以考大学了。魏建解释说，那时候还没有高考这个概念和说法，就叫考大学。听到这个消息，魏建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认为这只是传言。因为那时候大家还是满脑子“文革”思想：建国后17年的教育培养的是精神贵族，上大学得是工农兵学员，在三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从基层推荐，不用考试。
　　不但自己不信，魏建还说服了这个告诉他消息的同学，甭听他们瞎说，好好工作吧。随着社会上说法越来越多，魏建开始有点信了，但他认为会是考试加推荐相结合。直到有一天，从收音机里听到确切的消息，魏建才相信，真的可以考大学了。
　　魏建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正好是“文革”十年，净学口号和语录了。魏建说，因为基础太差，所以到后来高中学到《半夜鸡叫》一课时特别吃力，觉得太难，新字太多了。
　　复习时，魏建找出中学时的书，发现初中的还比较系统，到高中就乱了套，还有什么三机一泵，就是拖拉机、抽水机、发电机和水泵。魏建说，高中最后一学期，我们就是开着拖拉机在学校院子里转，除了发电机外，抽水机和水泵我们都操作过，还学过怎么当赤脚医生。
　　泰山中学印了些复习资料发给学生，因为那时候缺纸，就用印传单的那种纸印，花花绿绿，各种颜色的都有。语文资料最少，也不知道语文怎么考，魏建就拿本小新华字典天天看。魏建说，没请假复习，也没人请假，也不准假，就利用晚上时间复习，上班时间有空也看点。

　　差点让政审卡住

　　魏建他们厂有200多人报名参加了考试，5人上线，获得了参加体检和政审的资格，最后只有3个人上了大学，其他两人因出身问题被刷下来了。
　　谈到此事，魏建至今心有余悸，说：“其实我也差点没上。”
　　魏建说，他们五人中，四人有问题，其中他和另一个人家庭当时有严重的政治问题。魏建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党员，地主出身，参加过复兴社，在国民党一个空军军官学校当过教师，后来在国民党山东农学院任教。“文革”中，红卫兵小将问魏建父亲和蒋介石什么关系？因为他父亲教过书的那个国民党军官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其实蒋是挂名的。当时，蒋兼着全国100多个学校的校长，魏建父亲所在的那个学校，估计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更可笑的是，红卫兵还从魏家翻出了一张父亲当年的合影，中间那个人恰好是个光头。他们以为就是蒋介石，那时候也没人见过蒋介石长什么样啊，其实照片上的光头是个著名的科学家，搞有机硅研究的。
　　厂里开会讨论政审问题。厂长是个转业军人，比较谨慎，说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是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魏建说：“我的车间主任，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明显政治经验不足。他说，厂里考上几个大学生不容易，差不多就行了。厂长说，不行。车间主任说，上头都说了不惟成分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魏建每个月都是先进工作者，很不容易。我的政审意见，是车间主任亲自给我写的。”
　　这些都是后来厂党委秘书，一个女孩偷偷传出来的。她当时正在和厂里一个男青年秘密谈恋爱。她告诉了男友，她男友又告诉了魏建。魏建说：“多亏了我们车间主任，我上了大学。和我一样有问题的另一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家庭成分不好，又加上本人在厂里表现一般，政审没通过，那年就没上成大学。”
　　尽管当时邓小平确定的录取标准是，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上了线的人能否最终被录取，得视负责录取的人和单位的政审情况而定。魏建说，如果碰到一个很“左”的人，你就很可能上不了大学。那年泰安有一对双胞胎，哥哥考了280分，妹妹考了270分，家里有点历史问题，但妹妹就进了山大，而哥哥就没被录取。
　　那时候不公布分数。进了泰安师专后，魏建才知道，他的高考分数是284分，那年的专科线是205，240可以上山师，250可以上山大。魏建的第一志愿是山大，第二志愿是山师，第三志愿是曲师。魏建说：“这么高的分数才被第四志愿录取，我猜可能还是与家庭情况有些关系吧。”
　　1985年，魏建考上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魏建说，新三届（1977、1978、1979年考上大学）学生，现在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股中坚力量，拿山师来说，中层干部和学术带头人里这部分人最多，校领导里面也有不少。
　　历史已经证明，恢复高考是一个英明决定。中国30年来的发展与此息息相关。魏建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考作为一种选拔性考试，其意义已经不大了。只要是全国统考，就必然是应试教育，高考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