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的历史，自大禹的传说始。禹的功绩，是治理黄河。在世界多个民族口耳相传的那场史前大洪水面前，禹是惟一治理得“地平天成”的。
　　在《尚书·大禹谟》中，禹的功绩还被表扬为“万世永赖”。然此后数千年间，黄河屡屡兴灾，轻则“坏民庐舍”，重则“毁城廓”，“杀人民”，夺河湮湖，淤毁良田，被称为“中国之忧患”。
　　“微禹,吾其鱼乎!”
　　大禹所治之“原始大水”，有学者提出：“主要表现为内涝，积水，非为外水”。禹的治理方式，主要是“疏”。《淮南子》等书说，大禹治水是以水为师，总结水流运行规律，利用水往低处流的道理，因势利导治理洪水，“疏川导滞”，根据地形地势疏通河道，洪水和积涝得以回归河槽，流入大海；人民得以“降丘宅土”，在平原上安居乐业。
　　禹的治绩，主要保存在《尚书·禹贡》中，先秦诸子，如《墨子》、《庄子》也多有涉及，并被收集入《史记》、《汉书》中。传说里禹的形象，多是手操橐耜待时而作，而《庄子》更具体说禹为治水“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劳天下也如此”。《论语》也称赞他“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左传》中更有人赞颂说：“微禹,吾其鱼乎!”
　　此前，黄河下游缺少较独立成型的河槽断面，经禹所治理的黄河，后来被称为“禹河故道”。地质学者们对河南、河北的勘测研究表明，禹河旧道的沉积物埋深约在50米以下，有的厚度竟达200～300米，证明了禹河的存在。
　　据史书所记，禹河一直维持到春秋时期。但黄河的变迁，远非古史断简残篇所能包容，著名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考证汉代以前黄河下游的变迁时，钩稽出一条未有记载的上古黄河故道，说明即使在远古时期，黄河的改道也是可能的。
　　事实上，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活动舞台，数千年间河患不断，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大禹治河以后，人类的行为开始影响黄河的流向。汉代著名的贾让“治河三策”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自为利”。更早的记录在《孟子》，说齐桓公葵丘之会,与诸侯约定“无曲防”。“防”即堤坝，姚汉源所著《中国水利发展史》认为，堤坝自此成为防黄河洪水的主要工具，“两千年不能改变”。
　　这是河患的开始。多泥沙的黄河逐渐成为“悬河”，“善淤、善决、善徙”。无堤防，不可能约束水，两岸居民不可能安居乐业；但有堤即有决溢(包括人为的)之灾。黄河在一个时期内会有一个主流，所以较长时间的河道变迁被称为“改道”。发生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决宿胥口”，被断为“黄河改道之胚胎”。
　　随后2500多年间，黄河决溢、改道史不绝书。据1959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见于记载的黄河决口泛滥总计有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在这26次较大的改道中，又有6次影响巨大的改道，泛滥在以孟津为顶点，在北抵津沽，南达江淮的广大平原上，所涉及的地区有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五省。
　　对山东影响较大的，是黄河最近一次改道——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的铜瓦厢决口，黄河结束了700多年的“夺淮入海”历史，改道从利津入渤海，即现在的河道。
　　“浊水所径，即为平陆”
　　1919年，河北巨鹿居民掘井时发现地下6米处有一古城，专家考证后，认为是宋徽宗大观二年时黄河决口造成的灾害。所推测，当时洪水挟带大量泥沙顷刻间覆盖全城，以致正在家中吃饭的居民还围坐在桌旁，根本来不及逃避。巨鹿古城也因此成为中国的庞贝古城。
　　类似的情形，在徐州、开封等古城也发生过。黄河每次决口、泛滥及改道对其流经地区来说无疑于一次次灭顶之灾，其中，洪水吞噬生命、漂溺房屋、淹没农田是其直接后果，多数文献均留下“漂没民舍无数”、“民遭垫溺者不可胜计”等记录。
　　对黄河灾害比较详尽的调查是1938年的花园口决口。据研究，1938年至1947年黄河南泛期间受灾县数达44县，难民总数共为3911354人，死亡人数约有893303人。
　　黄河决溢，不仅造成了毁灭性的灾害，而且对于平原地区河、湖的侵淤有着深远的影响。原有的河流系统被淤塞、打乱的结果，是更为深重的生态灾难：一遇暴雨，排水不及，从而造成内涝、盐碱、沙化。对于河北、河南、山东等中下游地区的百姓来说，治河也是浩重的负担。
　　河患之成，自然因素仅是部分原因，如陡降暴雨导致河水上涨等，但不是全部原因。与之相比，河患中的人为因素则十分重要。西汉时期黄河决口，汉武帝封禅泰山后亲临现场，沉白马、玉璧以祭河神，命随臣自将军以下全部搬运柴草参加施工，堵复以后建宣房宫，并作《瓠子歌》记其事。但这首诗有撒谎的成分：歌中说，“不封禅兮安知外”，事实上河决发生在二十年前，而且他当时就派人去堵复了。
　　“农业经济之残破几于一往不复”
　　与相对应的中国历史，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经济重心向江淮地区的转移。
　　黄河流域，曾经催生出国人引以自豪的“汉唐盛世”，传颂千年。所谓汉、唐，都是以关中地区为基本经济区的，即今陕西省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在唐代以前，这里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中唐以后，黄河流域长期处在战乱状态，人口逃亡，水利失修，加上中游黄土高原的长期过度开发，引起水土流失加剧，黄河泛滥愈加严重。所以10世纪以后，黄河流域虽然在政局上处于和平环境之下，但河患日益严重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灌溉系统破坏难以修复，土壤沙碱，水旱不时渐趋严重，整个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造成经济逐渐衰落，以致近代成为我国灾害频发，经济贫困的地区。“黄河下游农业经济之残破自北宋至清几于一往不复”。
　　自北宋始，北方经济开始衰落，明清时关中平原虽然仍为我国小麦主要产区，但环境已趋恶化，风沙蔽天，城镇经济凋零，汉唐盛迹已成梦幻。自然、经济状态的变化，也引起了社会动荡，就是匪患日甚。从农民变为土匪通常是要经过饥民或灾民这一过渡环节的，黄河故道、盐碱地区土地沙化、盐碱化、地质瘠薄，地力下降，即使丰平之年，产出也不足以维持生命所需，清末河北盐碱区粮食单产不到35公斤，农民多赖“煮小盐以生”。受灾区农民铤而走险成为正常选择，上世纪三十年代，山东曹州一名“土匪”被问及落草为寇的原因时说：“曹州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些人当土匪都是因为连年灾荒”。邓拓曾断言：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不是以饥荒为背景的。
　　结语
　　禹，或者说是他代表的若干历史年代人们的努力，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起到了存亡续绝的作用。黄河流域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功自此始。但是，人类的发展，尤其是传统农业模式的发展，又形成了黄河的巨大负担。黄河汪洋恣肆、纵横千里，人用坝约束水，保护了人的生存条件，也造成了巨大危机，一次次地决口，带来一系列生态、经济、社会变化，最终导致了经济重心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历史的演变，往往是辉煌成就与惨重的代价并存、相互交替的；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未来的课题应该是如何从黄河决口改道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实现国家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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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河道变迁

　　□李鹏飞

　　周宿胥口河徙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河决宿胥口(今浚县淇河、卫河全流处)，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河徙。其主河道大概经今河南、河北，山东的冠县、高唐、平原、德州，再进入河北，从黄骅县西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
　　新莽魏郡改道
　　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其决处可能在当时顿丘以北的阴安(今南乐西南)上下，“泛清河以东数郡”。此前王莽常恐“河决为元城家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致使河道第二次大变。流道大概由平原、济南流向千乘。后经王景治理保持了近千年无大改道。
　　北宋澶州商胡改道
　　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大决，河水改道，经大名、恩州(清河县西北)、冀州(冀县)、深州(深县)、瀛州(河间县)、永静军(东光)等地，至乾宁军(青县)合御河入于渤海，史称“北流”；后12年，又决大名第六埽，下合笃马河(今马颊河)由无棣入海，宋人称“东流”。商胡改道七八十年间，北流与东流互相交替，一直到北宋灭亡。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决河阻金兵，溃水东经今延明、长垣、东明一带入梁山泊，然后由泗入淮。此后直至明末，黄河主要是在南面摆动。直到明代后期潘季驯治河以后，黄河才基本被固定在今“明清故道”一线。
　　清咸丰铜瓦厢改道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六月十九日，兰阳铜瓦厢三堡下无工堤段溃决。当时清廷忙于镇压太平军，无暇塞治。黄河自此改道东北经今长垣、濮阳、范县、台前入山东，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
　　抗战时期郑州花园口决河南徙
　　193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派军队扒决黄河。6月5日，先将中牟县赵口河堤掘开，因过水甚小，又另掘郑州花园口堤。9日花园口河堤掘开过水。后三日，大河盛涨，“洪水滔滔而下，将所掘堤口冲宽至百余米”。大部河水由贾鲁河入颖河，由颖河入淮；少部分由涡河入淮。至1947年3月15日堵复花园口决口，大河复回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