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有句老话：“头戴盛锡福，脚踏新盛泰，身穿谦祥益，手戴亨得利。”指的是岛城四家老字号商店。
　　如今新盛泰皮鞋店已经消失了，其他三家尚存。说起坐落在繁华中山路的盛锡福，让人颇为感慨，那是一段——

　　盛锡福始创于1911年，由刘锡三创建。刘锡三本名占恩，号锡三，山东掖县（现莱州市）沙河镇人，少时在家务农，读过几年书，后因家境不佳，辍学下地干活。一年，家乡受灾，无法生活，刘锡三离家去青岛，在一家外国人经营的饭店里干杂活。他勤快又好学，在饭店里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学会了一些日常英语。不久，刘锡三到一家洋行做业务员，下乡收购草帽辫。草帽辫是制作草帽的主要原料，洋行把它收来，运到国外制成草帽，再运回中国出售。看到这一切，心有灵犀的刘锡三怦然心动——就是这样的机遇成就了后来的“帽子大王”。

　　“盛锡福”的来历

　　刘锡三在洋行里干了几年，对草帽辫质量好坏、品种产地、制作工艺等摸了个透。他想：中国人的钱为什么要让外国人赚走？因此他决定自己干。经过几年省吃俭用，刘锡三积攒了一笔钱。1911年，他与表兄芮某合资，在天津估衣街租了一间门面，开设了一家帽庄，取名“盛聚福”，以制作、出售草帽为主，生意做得很顺手，但1922年爆发了直奉战争，社会动荡，刘锡三便将帽庄迁进了法租界天增里，租了一间门面楼房，楼下作为门市部，楼上当作坊，雇用四五个工人制作草帽。草帽成本低，售价也便宜，所以销路不错，业务越做越大。1925年芮某病故，刘锡三便独自经营，此时的盛聚福在天津已小有名气，为求更好的发展，刘锡三撇下原来较小的店址，通过亲戚刘子山在法租界租用了一幢六层楼房，这样大的厂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亚洲的帽业中也算得上首屈一指了。1925年，刘锡三将“盛聚福”改名为“盛锡福”，为了创名牌、防冒牌，他向当时政府工商部门申请注册“三帽”商标。这三帽是：一顶四平硬顶草帽，一顶呢做礼帽，一顶皮制三块瓦帽。刘锡三对帽庄名号很讲究，视其为发财致富的象征，他用“盛”字希望买卖茂盛，“锡”字则嵌上了自己的名字，“福”字也由自己的乳名“来福”而来，而且十分祥瑞。“三帽”商标上方有盛锡福三字，下画草环，中间三顶帽子呈“品”字形，下面是“三帽商标”四个字，从上往下顺着一念，刚好就是“锡三”二字。就这样，“盛锡福”在天津和平路敲锣打鼓地开张了。
　　凭着经验与胆识，刘锡三意识到要想使帽子高别家一筹，必须要有先进的技术设备，所以不惜花费巨资从国外进口全套的电力制毡帽的设备，还重金聘请了制帽技师，专门从事新帽样式的设计，使盛锡福成为国内制帽业中拥有第一流先进技术设备的大型帽庄。为打入国际市场，刘锡三派大徒弟三赴日本考察学习，掌握最新技术，这使盛锡福如虎添翼，几年工夫就添了八九个专业工厂，如皮帽厂、便帽厂、缎帽厂等。在1929年菲律宾国际博览会上，盛锡福的草辫和草帽获得了头等奖，成为草帽业之冠。

　　“帽子大王”刘锡三

　　盛锡福的“三帽”很考究，且质量上乘。如皮帽，特点是耳扇大方，帽腔深，里衬均匀，帽坯还要经过高温防缩处理，使其不易变形，戴着柔软舒适，看着挺括漂亮。又如前进帽，除精工细做外，里内还加有一层弹质的衬，成型后还要经过上盔整烫，这样做出的帽子不仅美观大方，而且遇潮湿仍不变形，帽口选择猪皮料，能吸收头油，保护了皮口的柔软，戴着舒适。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日本硬平顶草帽，由于样式新颖，颇受中国市民青睐。刘锡三见状很着急，他从一法国商人手中购得转让的折式草帽机器，改用机器制作硬平顶草帽，同时花高薪从青岛请来漂白技师周绍熙，狠抓产品质量，不仅质量大为改观，而且价格又比日本草帽低廉，销路极好，硬是把日货挤出了中国市场，获利也随之越来越多。三年后大结账时，竟获纯利十万多银币。后来，妇女也时兴戴草帽，刘锡三就聘请了一位白俄妇女为设计师，同时不忘宣传，一时间盛锡福草帽畅销国内外。刘锡三又趁热打铁，增设进出口部，进口澳洲羊毛生产呢帽，出口草帽辫，并兼营其他贸易。
　　1931年，刘锡三又别出心裁地首创用各式毛绒制成帽子，式样漂亮新颖，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远销南洋。他随之增设了通帽工厂、毡帽工厂等，又以高薪从上海聘来有经验的制帽技师，因而料高工精，盛锡福更加驰名中外，多次获奖。从1936年起，刘锡三又在北平、南京、上海、武汉、重庆、青岛、济南、徐州等地先后设立分号，他的行庄和销货商埠几乎遍及全国。各分号除经销总厂生产的帽品外，还在当地采购部分杂帽，以补充总号的不足，同时又吸收各地市场的信息，搜集技术情报，使盛锡福改进旧产品、创制新产品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同行。除民族特色的帽子外，盛锡福还生产国外的时尚帽，因而东南亚和美国等国家都有盛锡福的分销处。在盛锡福最鼎盛时期，全年生产各种帽子达45万顶。
　　盛锡福的生产经营有严格规章制度，在《盛锡福帽庄二十五年小史》中，记载了帽庄生产经营的十八则要诀：“生意要勒紧，用人要方正，临事要责任，议价要订明，优劣要攸分，账目要稽查，用度要节俭，货物要修整，接待要谦和，赊欠要识人，期限要约定，主心要安静，货色要面验，买卖要随时，工作要精细，出入要谨慎，钱财要明慎，说话要规矩。”如今，透过这简略的文字，还可以透析刘锡三成为“帽子大王”的秘诀。

　　坎坷的生存之路

　　盛锡福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1927年秋，盛锡福发生了一场火灾，全厂机器设备和原料、成品，以及半成品全部毁于大火。受此重创，刘锡三也没有气馁，他一面租赁房屋重整旗鼓，一面则向承保火险的法国保险公司交涉，要求赔偿。谁知保险公司不但不肯赔偿，反而倒打一耙，称盛锡福是自己放火肇事，并买通了法国工部局抓走几名“放火犯”。刘锡三没有被吓倒，他摆出确凿证据，揭穿了保险公司的阴谋，终于迫使保险公司如数赔款10万元。随后，刘锡三又从东莱银行贷款18万元，重新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五层楼的厂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盛锡福一落千丈，陷入了极度困难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盛锡福从1953年开始向少数民族地区销售呢（礼）帽，并开始加工军工用毡，开始慢慢恢复了元气。1956年公私合营后，盛锡福业务增加而有所发展。“文革”中盛锡福改名人民帽厂，1980年恢复盛锡福字号。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盛锡福曾给毛泽东主席做过将校呢圆顶帽。上世纪50年代，盛锡福为陈毅外长出访印度尼西亚，做了一顶金丝草草帽。60年代，周总理去莫斯科访问时戴的水獭皮帽也是盛锡福做的。此后，刘少奇主席去莫斯科访问，也在盛锡福做了一顶美式圆沿皮帽。还有，朝鲜金日成主席曾在盛锡福做过一顶海龙皮帽；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做过一顶三羔皮帽；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在盛锡福做过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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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帽”与“钟星”的竞争

　　□实习生　赵楠

　　在过去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同行是冤家”。盛锡福帽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帽业经营中，有一个很大的阻力，就是“三帽”牌商标在天津本地区经常遇到同行业的激烈竞争。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又以天津同升和鞋帽店使用的“钟星”牌商标对盛锡福帽庄“三帽”牌商标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对盛锡福帽庄的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也最深。
　　“三帽”和“钟星”之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盛锡福帽庄与同升和鞋帽店之间的商标宣传之争。1926年，同升和在天津当时最繁华的梨栈大街开设分店，同时马上请广告公司对分店周围地区大做广告，大力宣传“钟星”牌商标、产品特点和产品规格品种等。而盛锡福帽庄也毫不示弱，他们在同升和鞋帽店的对面设立分店，同样请广告公司为“三帽”牌商标大做广告宣传。其目的就是通过广告宣传，让“三帽”和“钟星”两个商标一争高低。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产品价格、款式等内容的竞争。据史料介绍，盛锡福与同升和曾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广告战。
　　另外，盛锡福与同升和两店之间在产品原料、进货渠道方面也开展过竞争。当时同升和鞋帽店生产的白通帽（俗称白面斗，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北方流行的一个帽子品种），对外出售生意很好。白通帽在夏天使用，既可遮阳光，且又携带方便。而制作帽子的帽胎，是用进口的软木制成的，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这种软木。盛锡福看到同升和生产这种帽子且生意很好，自己也迅速生产。白通帽原市场价是7元左右一顶，后来“三帽”牌白通帽在一夜之间降价为4元。同升和鞋帽店感到非常吃惊，经过打听，他们才找到了降价的原因。原来盛锡福帽庄是从香港市场直接购进软木原料，这比从欧洲市场进货在价格上要便宜一大半。同升和鞋帽店最后也通过香港中山帽厂的关系同样搞到低价原料，就此也降低帽价。这样，“钟星”与“三帽”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竞争。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盛锡福帽庄与同升和鞋帽店在经营场地的竞争也很有意思。1932年某月的一天，刘锡三得知同升和鞋帽店准备在北平王府井大街某号再次开设分店。刘锡三心里想：你同升和的“钟星”出现在哪里，我的“三帽”就出现在哪里。你在哪里开设分店，我一定也会在哪里开分店，而且不是将分店开在你的旁边，就是开在你的对面。当时刘锡三在北平同升和鞋帽店旁边，决定买下一处街面商店作为店铺时，满以为很得计，却不知道该房有产权纠纷。为此刘锡三整整打了十多年官司。当时有人劝他说，你有钱打官司，还不如在其他地方另外再买房子，何必一定要买这里的房子呢？而刘锡三表示：我买房子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做生意，而最根本的原因是要和同升和竞争。我们要用“三帽”与“钟星”在帽业市场上开展商业大战，最终意图就是要挤垮同升和鞋帽店和“钟星”牌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