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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潍城古,济济名士多”是赞美古老潍坊人才济济的诗句。明清之际,当地或“进士群”或“校如林”,教育昌明,名儒辈出。探究其文风源流,“麓台书院”正是辉光熠熠的发祥之地。
潍坊符山古称浮烟山,位于潍城区西南,南北列嶂,横际平野,虽无崇峰岩崖,但层峦叠嶂,不失绮丽幽雅与苍茫雄浑。当年山的东麓有一高台,高约7米,占地约400平方米,名曰“麓台”,古时的麓台地处交通要津,历来是北海名士修身养性、读书论经的地方。早在十六国时期,南燕末代皇帝慕容超便在麓台读书,清代潍县人郭子嘉诗云:“轶事为传麓台月,当年曾照慕容超。”
麓台清辉照人来
关于麓台,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汉朝有个叫公孙弘的穷孩子,因为无钱读书,没有什么文化,长大后当了一名狱吏,由于不识字,断案时出了差错。从此公孙弘下决心学习,于是上浮烟山读书,直到四十岁。汉武帝时,公孙弘已经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被选为“博士”,后官至宰相。公孙弘去世后葬于浮烟山,其墓经千百年演变形成一个宽阔台阜,后人叫它麓台。麓台周植松柏十余株,枝干扭曲虬蟠,苍劲挺立,日暮后烟云缭绕,似瑶台仙境。元朝时,“麓台秋月”成为潍州八景之一,麓台上矗立诗碑一座,上刻元代状元张起岩诗《麓台秋月》:“银河漾漾净天街,碧月辉辉照麓台。台上读书燕太子,清光依旧向人来。” 明朝万历初年,在朝为官的当地人刘应节罢官回乡。刘应节(1517年—1591年)少年时在麓台读书,每天与苍松为伴,与翠柏为邻,果然不负众望,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乡试第一,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后累官至兵部、刑部尚书,成为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一个文武兼备的名士。回乡时的刘应节已经54岁,对宦海沉浮感到厌倦,油然而生办学兴教、造福桑梓的冲动。于是,对浮烟山情有独钟的刘应节卖掉了城里的房子,出资修建“麓台书院”,并亲任主讲十多年,培育英才无数。刘应节的好友高桂(麓台村人)丁忧后未得补官,就与他一道教授于麓台书院。 明朝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间,昌乐阎循观、潍县韩梦周到麓台书院攻读。在阎循观等人的影响下,潍县刘以贵,昌乐阎循中、阎学尹等学者也相继在麓台书院攻读、教学。麓台书院讲授传统经学、理学,建立了“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相互交流。讲会时,全省各地慕名来听讲者不胜其数,如官至宗人府府承、顺天学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掖县毛式郇;官至协办大学士、咸丰皇帝恩师、滨州杜受田父子;再如潍县大名鼎鼎的协办大学士陈官俊等等。由于麓台书院学术思想活跃,教学成绩斐然,清廷派出的学使及山东学政等不断来麓台书院视学选贤,麓台书院由此为朝廷输送了大批人才。
“抱经先生”惜才落泪
清乾隆六年(1741年),17岁的阎循观(1724年-1771年)应山东秋试,以优秀答卷中举,曾取得“上公车”(参加在京都举行的考试)机会,但此时他无意仕途,就来到浮烟山麓台书院讲学。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天,礼部在北京举行会试,阎循观从麓台书院进京赶考。这次考试,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卢文弨任阅卷官。他分到阎循观的卷子,发现文章写得辞简淡醇,非同一般,各阅卷官也争相传阅了这份卷子,都赞叹不已。于是,卢文弨将这份卷子呈荐给会试主考官刘统勋(诸城人),力争该卷为第一名,但刘统勋没有采纳。卢文弨再次抱卷上堂,与刘统勋争辩:“不应该失去这个难得的人才。”但是,刘统勋仍然没有重视这位山东老乡的卷子。名次确定后,其他分校官已经退堂,卢文弨感觉非常惋惜,于是抱卷痛哭起来。这件事在翰林院引起了轰动,卢文弨由此得到了“抱经先生”的雅号。 这次会考,阎循观虽然没有考中进士,但他的文名却在京师传播开来。阎循观没有为此失意,继续与弟子讲学于麓台书院。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阎循观倡议扩大书院,建成南屋十间、东屋三间,可容百余人就读。书院又置学田数十亩,供贫穷学子生活之需。歉收之年,师生则以学田收获的黄豆、地瓜和蔓叶糊口。尽管麓台书院生活清苦,但阎循观还是苦中作乐,他写下《咏麓台诗》:“公孙幽栖处,荒台尚峥嵘。寒色四面起,百顷夕波清。我辈复登临,愁心满月明。”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众人的苦劝下,阎循观又进京参加会考。这一年正巧还是卢文弨任分校官。揭榜时,侍郎刘荫榆唱到第九名,卢文弨发现是阎循观,激动地对大家说:“当年卢某为其抱卷流涕的阎循观这次真考中了,我们可以为他鼓掌了!”随着,大堂里响起了一片掌声。这次阎循观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乾隆皇帝询问了他的家世后,乃知阎循观的曾祖父阎世绳曾任康熙年间的皇太子讲官,给雍正皇帝当过老师,而阎循观的祖父阎愉曾任工部主事,阎循观的从兄就是被当今皇上十分器重的工部左侍郎、二品高官阎循琦。乾隆皇帝非常欣赏这位新科进士,钦命他为吏部考功司主事、正六品承德郎,这是中央政府考察干部的职位,非常重要。阎循观为官清廉,痛疾贪位怀利,认为考察官吏是关系吏治官风的大事,不可马虎,出差时他“自带麦饼”以防“因食误公”;在考察官吏实绩时,“必详核比例,准情酌理而后定稿,决不随方就圆”。他的这些做法不合当时的社会风气,为官仅3年,就辞职还乡了,并重返麓台书院,继续他心爱的教学和著述工作。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阎循观因病去世,年仅47岁,但屈指算来,他在麓台书院任教却有25个春秋。
韩梦周著《养蚕成法》
阎循观去世后,韩梦周继续在麓台书院从事教学工作。后人把阎循观与韩梦周并称为“山左二巨儒”。韩梦周(1729年-1798年)是潍城东关人,幼年丧父,贫寒的家庭环境促使他发奋读书,书“毋不敬”、“思不邪”二语为座右铭。郑板桥在潍县期间很注意发现培养人才,有次夜访,他听到韩梦周的琅琅书声,得知韩梦周是正直勤奋的孩子,就用自己的薪俸帮助他,并在学业上给予点拨。 在麓台书院苦读后,韩梦周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中举人,乾隆二十二年成进士,乾隆三十一年授安徽省来安县知县。来安“北绕群山,南多圩田”,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韩梦周“斥蠹役,劝农功,训民节俭”,想方设法发展生产。他号召农民在山区种桑养蚕,当地人不懂技术,他就从山东兖州、沂州等地招募有经验的人来传授技术,当地群众由此过上了温饱生活。为了总结推广种桑养蚕的技术,他还写下了《养蚕成法》一书。在来安为官三年,韩梦周爱民如子,做了许多好事,当他离任时,“士民炷香携酒,相属于道”。清道光十年(1830年)来安人民为他建立了名宦祠。作为清代著名的理学家,韩梦周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养蚕专著,是难能可贵的,这与他的《周易解》、《中庸解》一样,都传之久远。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韩梦周返回故乡,不复出仕,在麓台书院讲学达27年之久,造就了大批人才。他在学术上坚持“为学以存养为根本,省察为修治,穷理为门户,笃守程朱”。他与麓台名士阎循观、法坤宏、鲁士骥、彭绍升、汪缙等交往友善。彭绍升曾说:“国家明得醇懿涵养百余年,其征应于士类者,于阎(循观)、韩(梦周)两公见之。”晚年,韩梦周移居草庙子村,建草房五间,名为“西园草堂”,清嘉庆三年病逝,终年69岁。 韩梦周之后,麓台书院一直延续。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诏令改书院为学堂,书院遂告结束,民国时期则全部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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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洋过海的书院
□常诚
带着中国血性根脉的书院从明代开始移植国外,最先在朝鲜半岛传布,到了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朝鲜半岛的书院呈现鼎盛局面。清顺治年间,日本长崎、滋贺等地开始创建书院。而到了清雍正年间,外国传教士又将书院移植到了意大利。此后,南洋的印度尼西亚等地,以及美国旧金山也有了当地华侨创建的书院。由此可见,中国书院移植海外的过程是先朝鲜半岛,而后东洋、西洋、南洋、北美。 日本东京的善邻书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中文学校,它是日本人宫岛八大于日本明治二十七年(清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创办的。宫岛八大曾在中国留学,一直师从著名学者、书法家张裕钊。宫岛八大先是在直隶保定莲花书院学习,后又辗转湖北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等,在书院求学先后有八年之久。宫岛八大深得张裕钊其学其艺,回国后创建书院致力中日友善事业与弘扬书法艺术,最终让张裕钊一脉书风成为日本书法的一个重要流派。上世纪八十年代,善邻书院曾组团到北京、保定、武汉等地进行张氏师生书法艺术展览,续写了中日书院文化与书法艺术交流的新篇章。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新加坡华侨纷纷开办私塾义学,其中以1854年著名闽籍侨民陈金声创办的萃英书院最为典型。陈金声为南洋巨商,他博施济众,疏财好义,致力于商业之外,更热心华侨子弟的教育与培养,他捐巨资建书院,以期萃集人才,广罗精英,故将书院命名为“萃英”。萃英书院择师“必求品学兼优”,“凡嗜酒洋烟及事繁者勿聘”。招收学生则对“极贫而天资颖异”者特别优待,因此培养了很多有用人才。萃英书院教学内容除儒家经典著作外,特别重视中国珠算、格致之学,这也反映了以经商为目的华侨教育的特色。萃英书院开创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先河,至今还有巨大深远的影响。 清光绪年间,中国侨民又将书院办到了美国旧金山。旧金山为在美华侨聚居之地,当年,华裔士绅公议创建书院,书院设址于沙加缅度街777号阁楼上,为不忘故国,取国号“大清”为书院名。书院在国内聘请有功名的学者,如举人、秀才等充任正副教习,日常经费主要由清政府津贴,常年招生约五六十名,教学内容与国内书院基本相同,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主,也杂以科举时文,故未脱离传统文化的教育轨道。由此可见,大清书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那些侨居海外的华裔子弟补习国学,使他们身在异域他乡而心怀故国。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书院院舍毁坏,华侨们利用清政府的救济款建中华总会馆大厦于士德顿街,遂将大清书院迁至该大厦,重开课程。1908年,清廷派举人曹勉到美国考察,主讲大清书院,推动了全美华侨华文教育的发展。此后,大清书院一直兴学不断,辛亥革命后,大清书院改名为中华侨民公立学校,历经演变,现名中华中学,并完成了新旧学制的过渡,汇中西学术于一体,从古代走到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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