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鲁颂》有“泰山岩岩，鲁邦所瞻”的吟咏，也有“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的赞美，2000多年前就将泰山与徂徕山的美名传扬。
　　到了宋代，泰山与徂徕山又因一脉相承的书院而一同名扬四海，那时，这一带的书院鼎盛一时，琅琅书声传荡在高山之之中……
　　徂徕山在泰山东南侧，其最高峰太平顶与泰山玉皇顶遥相对峙，故有“泰山徂徕”相提并论的说法。宋景祐四年（1037年），名士孙复（996年-1057年）在泰山岱庙东南隅建信道堂，后移至泰山脚下，定名泰山书院。宋宝元元年(1038年)至康定元年(1040年)，徂徕山人石介（1005年—1045年）在家乡服丧期间，在徂徕山长春岭创建徂徕书院。就像玉皇顶与太平顶双峰并立那样，泰山书院与徂徕书院也相邻而建，互映生辉，让一域文化华彩流溢而传之久远。

　　“笃学不舍昼夜”的孙复

　　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范仲淹在睢阳（今河南商丘）掌学时，有一位孙秀才向他求助，范赠与千钱。到了第二年，孙秀才又来了，范仲淹对他说：“我看你的相貌言谈，不像是以乞讨为生的人，为什么这样四处求助而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呢？”孙秀才满面戚容，答道：“家贫母老，无以为生，小生是个读书人，不谙生计，因此只好奔波度日。”范仲淹很同情他，就为他谋了一个学职，并授以《春秋》。孙秀才对范仲淹的相助万分感激，“笃学不舍昼夜”，终成为著名的学者、教育家。
　　这里说的“孙秀才”就是孙复。孙复字明复，原籍晋州平阳（今山西平阳），少年好学，精通《春秋》经传，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能得中。孙复不仅在青年时代，就是在穷困潦倒之中也发愤读书，成名之后，仍是“病卧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上无斗升禄以养妻子”，“下无一夫之田、五亩之桑以供伏腊”，生活相当艰窘，而他“日抱《春秋》、《周易》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之心”。
　　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石介调任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幕职官，结识了“流落京畿”的孙复，两人一见如故。第二年，孙复由石介引领来到泰安，开始聚徒讲学，两年后他又在岱庙东南的柏林地兴建学馆，孙复名之为“信道堂”，这个信道堂的旧址就在今泰安城内岱庙汉柏院的南部。孙复在《信道堂记》中说：“予丁丑岁秋九月作堂于泰山之阳，明年春，堂即成，以是道处是堂，故名信道堂。”从此，孙复就结束了流浪生活，有了广致生徒、讲学授经的地方。后来，岱庙扩建，信道堂址并入岱庙院内，孙复就到泰山南麓、六朝古刹普照寺西北、唐代诗人周朴读书和修炼的栖真寺，在那里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构筑厅室，聚徒讲学，这就是“泰山书院”，又称“泰山上书院”，规模是信道堂所不能比拟的。
　　孙复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以继承儒家的“道统”自居，特别推崇董仲舒、杨雄、王通和韩愈。孙复在《信道堂记》中说：“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杨雄、王通、韩愈之道。”他讲学的目的在于“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将传之于书，将使其书大行，其道大耀”。孙复标榜“尊王”，大讲“尊尊”、“亲亲”，强调臣对君、子对父的绝对服从，谴责“乱臣贼子”及一切越“礼”的行为，他的这些主张正迎合了北宋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当范仲淹、富弼向宋仁宗推荐孙复后，仁宗皇帝不仅擢用了孙复，而且当孙复年老病重时，还“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就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秘阁”，并“特官其一子”。
　　孙复讲学泰山，四方士子闻风而趋，文教兴盛，学者众多。当时朝中一些大臣如欧阳修、李迪、杜衍等人都与泰山书院关系密切。前任宰相李迪还将侄女嫁给孙复，在当时传为佳话，《西厢记》中“相女配夫”情节即本此事。

　　“子与山嵯峨”

　　石介少有大志：“有慕韩愈节，有肩柳开志。”他“固穷苦学”，宋人张师正《倦游杂录》记载，石介在应天书院读书时，“王侍郎渎闻其勤约，以盘餐贻之”，石介没有接受。他说：“朝享膏梁，暮厌粗粝。”为了专心读书，他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石介26岁即中进士，在人生得意之时相识了“屡困场屋”的孙复。当时，他们两人在功名及官职、地位方面都有高下之别，石介不以功名和职位待人，而是推尊孙复的学问和道德，拜孙复为师，且“执弟子礼甚恭”。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孔给事道辅，为人刚直严重，不忘与人，闻（孙复）先生之风，亲见之。（石）介执杖屡侍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则拜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师弟之礼，莫不叹嗟之。”
　　宋景祐三年（1036年），因母去世，石介归家奔丧，开创徂徕书院讲学。对于学生，石介没有师道尊严的架势。《倦游录》记载：石介“以诱掖后进，敦奖风教为己任”，“生徒咨问经义，日数十人，皆怡颜和气，一一为解，殊无倦色”。一时间，门生弟子云集，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姜潜、刘牧、张洞、李蕴、祖择之、杜默、张续、李常、李堂、徐遁等人。他的友人欧阳修赋诗称颂：“徂徕鲁东山，石子居山阿。鲁人之所瞻，子与山嵯峨。”
　　石介性格耿介，爱憎分明，且言辞激烈。宋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起用了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石介积极拥护改革，作《庆历圣德颂》长诗，热情歌颂新政。此诗一出，孙复就对石介说：“你的大祸从此开始了！”庆历新政失败后，石介成为保守派的攻击对象，被迫出任濮州通判，未及赴任便忧愤而亡，时年仅40岁。

　　泰山的“投书涧”

　　宋朝大儒朱熹曾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这里朱熹所言“先生”是指胡瑗。胡瑗（993年-1059年），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世居陕西安定堡，人称安定先生。在泰山书院，人们尊称孙复为“泰山先生”、石介为“徂徕先生”、胡瑗为“安定先生”，他们就是有名的“宋初三先生”。
　　当年，胡瑗在泰山刻苦攻读，十年没有回家，终成学问丰厚、通古博今的大学者。读书期间，无论生活多么艰苦，胡瑗总是不废学业。据记载，胡瑗每接到家里的来信，只要看到书面上有“平安”二字，就把信投到书院旁的溪涧之中，以免读信分散精力，影响读书。后人遂将胡瑗投书的地方命名为“投书涧”，如今，该处已成为泰山著名的古迹之一。古人有诗赞颂：“泰岱名儒盛，三贤聚一堂。投书留涧古，讲学有坛荒。道水輶轩慕，祠新俎豆光。传经惭予职，仰止倍徬徨。”
　　宋庆历二年（1042年）夏，石介服除，做了国子监直讲。同年十一月，在范仲淹、富弼的推荐下，孙复也做了国子监直讲，泰山书院也就停止了授业活动。而随着孙复、石介、胡瑗的到来，国子监却由衰为兴，人数从二三十人骤增至数千人，这可以看作是泰山书院学风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扬。
　　“宋初三先生”得到了泰山人民的世代敬仰，当地建有“三贤祠”以春秋致祭，而“景贤石”、“授经石”、“讲书台”、“投书处”等题刻更是将泰山书院铭刻千秋。正像三贤祠对联写的那样：“道仰传薪，快有经书留旧席；人高侍立，妙兼风雨对名山。”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30年代，爱国将领冯玉祥隐居泰安，曾在泰山普照寺西北五贤（孙复、石介、胡瑗、宋焘、赵国麟）祠居住，冯将军景仰前贤品德学问，曾照《宋史》本传立孙复、石介碑。为进一步表示敬重，冯将军又邀请石、宋、赵三贤后人会见，当时三姓后人去了百余人，冯将军握着石介后人石景谦的手与之交谈良久，并赠与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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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的四大书院

　　□常诚

　　南宋是书院蓬勃发展繁荣的时期，许多地方出现了可以效法的成功书院，当时的理学家们也推荐了一些书院作为仿效的榜样，像朱熹就提出岳麓、石鼓、白鹿为“天下三书院”。从此，“三大书院”、“四大书院”的说法很多，到了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详细考察了南宋书院盛衰兴败的情况，明确提出了南宋四大书院之说，他说：“以愚观之，当以王厚斋应麟《玉海》所定为是，盖嵩阳、睢阳、岳麓、白鹿也……故厚斋谓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从此，岳麓书院、丽泽书院、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成为人们公认的“南宋四大书院”。
　　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南宋乾道年间（1165年-1173年），著名理学家张轼到书院主持讲事，朱熹闻名也从福建赶来书院讲学，并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刻石嵌于讲堂的两壁，以阐明岳麓书院的道统源流。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致力书院事务，使书院规制一新，当时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说法。历代的文献史籍上还把岳麓书院和孔子讲学处并提，誉为“潇湘洙泗”。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1925年，工专、商专与法政专校合并，改称为湖南大学。
　　丽泽书院在婺州（今浙江金华）明招山中，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吕祖谦讲学会友之所，设于南宋乾道初年，因屋前临二湖，故取堂名为“丽泽”。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被称为“东南三贤”。吕祖谦是金华学派的奠基人，开创南宋浙东学派之先声，他除自己在丽泽书堂教授生徒、著书立说外，还先后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朱熹、张栻、陆九渊、陆九龄、薛季宜、叶适、陈亮等前来讲学，以探讨学术、交流思想。吕祖谦为丽泽书堂制订了学规，并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为基本准则。时人称婺州为“小邹鲁”，可见影响不同一般。
　　白鹿洞书院坐落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约10公里处的后屏山南麓。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出任南康太守，重建院内的建筑，亲临讲学，于是书院的名声大振，著名哲学家陆九渊、王守仁等也曾在此讲学。南宋末年多数书院毁于战火，白鹿洞书院则以僻处深山，免受其殃，一直兴学不断。
　　象山书院在信州贵溪（今属江西）应天山，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陆九渊来到应天山，他见该山“宛然巨象山”，便易应天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居所称象山草堂，讲学处为象山精舍，从此在象山中收徒讲学。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长期争论不休，不能统一，成为理学的两大流派，时人以“朱陆”并称。陆九渊在象山讲学时期也是他“心学”思想体系完成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