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求婚的
　　我和维多利亚的关系公开没有多久，维多利亚就接到不少电话说，报纸上有我和另一个女孩在我车里接吻的照片。诸如此类的故事，当然完全不是真的，现在还在四处流传。当然，要证明这些事不是真的，比证明它们是真的要难得多。因此，几乎从一开始我们就对谣言感到习惯了，根本不去关心它们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那时我和维多利亚相互信任，直到现在我们也是。如果你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无论如何你都会清楚地知道哪些事是真的，哪些事是假的。流言蜚语包围了我们，甚至发展到在沃斯勒我的家门外，每天都驻扎着好几个摄影师，就是为了等着拍到维多利亚从我家里走出来的照片。我从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可维多利亚经历过。我想实际上是她作出的这个决定。她打电话说她要来看我，她很高兴不需要再隐瞒什么了。我们知道我们互相之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因此由我们来决定什么时候、在哪里公开我们在一起的消息会更好。人们把我们想像成耀眼的娱乐界的浪漫故事。其实哪有这么浪漫，我只记得：报纸上登出的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张照片，是偷拍的我们一起走向街角的报刊零售亭时的情景。这件事情正式公开了以后，我都不敢相信会有那么多的麻烦：我们走到哪里闪光灯就跟到哪里，报纸上每天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我们的报道，每个人都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谈论和评价。我想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都是因为维多利亚。毕竟，那个时候，辣妹总是制造头条新闻的人。如果我说出我的真实感受，所有关注维多利亚的方方面面会更兴奋。我每天都提醒自己，她和她所做的一切是多么得出色。我爱她的整个的人：她的相貌、她的性格、她的能力，还有那双秀腿。我的确被她的天赋和公众对她的认可感到兴奋不已。我知道，我并不是惟一把她看做明星的人。
　　我意识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想维多利亚也是如此。不久，我们开始讨论订婚的事。我问她喜欢什么样的戒指。维多利亚是一个很有品位的女人，她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她直截了当地说喜欢一种形状特别的钻石，它的一端比另一端窄而且长，就像船帆的形状。她与辣妹组合的工作极其繁忙，因此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把任何事情确定下来。但在我们开始约会6个月以后，我安排了出去度周末，我们在位于切郡的一家老式宾馆里见面，这家宾馆就位于曼彻斯特沿M6公路下行的方向。我们在曼联队一个主场比赛结束后的晚上，早早地在宾馆作了登记，住了进去。
　　无论如何，我认为时机已经到了。一周以后，维多利亚和辣妹们将继续巡回演出，她们下一次回到英格兰呆上几天要等到一年以后了。我们要了一个可以俯瞰到湖泊和岸边原野的房间。已经进入8月份了，我们在房间里吃的晚餐，当时正值夕阳西下。我们都穿着毛巾浴衣，这看起来并不像是为这种戏剧性场面准备的服装。我们吃过饭以后，维多利亚坐在床上，我在她面前单膝跪下，请求她嫁给我。我一直很想结婚、生孩子，现在我找到了想与之共度余生的女人。我很幸运，那个晚上维多利亚答应了。虽说我觉得她能够答应我，但是当她说出“愿意”那个字时，我的激动之情真是难以形容，就像有一股电流穿过我的脊背。我确实认为这些事情都应该以传统的方式来进行，这就意味着向维多利亚求婚只是其中较为轻松的一小部分。维多利亚也是这么认为的，真正的困难是求得维多利亚的爸爸的许可。
　　我最终还是在克里斯汀——我未来的小舅子家里堵住了我未来的岳父。我问托尼能否进行一次简短的私人谈话，于是我们慢慢地爬上楼梯，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奔赴刑场一般。我走进克里斯汀老式的卧室，我不小心绊到了床腿，碰了我的脚趾。幸好托尼走在我后面，他没有看到。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几乎不能正常呼吸，已经顾不上要说什么，脚趾的疼痛又雪上加霜：
　　“托尼，我请求你让维多利亚嫁给我，可以吗？”
　　这可不是一个未来女婿的最好的演讲。他的回答简单得就好像我只是在问，喝茶可不可以配鸡蛋和薯片：
　　“可以，没问题。”
　　我猜想我们两个人为这件事都等待了很久。我知道托尼和杰奎琳有多么爱维多利亚，因此我明白托尼对我们订婚的态度表现得如此轻松，说明他们已经确定我不属于那些原来印象中的足球坏小子那类人。事实上，他们已经让我感觉到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了：这可是我们下一步的大事啊。我不提这个大问题，或许会让我的心脏免受一次冲击，但是请求托尼的许可就像向维多利亚单膝下跪一样绝对不是仅仅在做秀。我此生只会做一次这样的事情，这意味着它对于我来说极其重要：我要确定我对他们采用的方式是正确的。
　　我也想给布鲁克林喂奶
　　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回家的那天真是令人疯狂。老实说，我觉得那天的经历并不令人愉快。我们曾经想过医院外面会是什么样子。从窗户往外望去，看见对面的商店挂着大幅的标语：“看布鲁克林请到这里。”我们与警方和医院安排好了各种事宜，他们也尽可能地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后门上车，拉下车窗所有的窗帘。每一件可能的事情我们都想到了，就是为了避免外界的媒体和人群惊扰到只有几天大的婴儿和他疲惫的母亲。结果，那天的周密安排就像一次军事行动，而轮到我自己做事的时候，我却手忙脚乱起来。我从来没有包裹过婴儿，我在包裹布鲁克林的时候，不是绑错了带子，就是弄不整齐纽扣，最后，还是护士来帮了忙。
　　我们坐到车里的时候，放下了所有的窗帘，以免被外界闪光灯惊扰。当我们回到家看到电视里的有关报道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当时外面的情况是多么混乱。我们把车开出了医院大门，先左拐，再右拐，然后行驶到了马里勒本路上。媒体已经有车守候在沿路阻挡我们，打算拍照。警方看到这一情形，认为这对我们以及其他人都比较危险，于是把主要道路封闭了一会儿，以便让我们顺利回家。我们的司机弗兰克真是了不起，他一直踩着油门，开得又快又平稳。40分钟后，我们终于回到了我们要到的地方，安全、温暖地呆在托尼和杰奎琳的前厅里喝茶。我们几乎一直住在亚当的家里，直到我们在南部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也许那里比维多利亚的娘家更适合休息。
　　祖父、祖母都亲热地吻着布鲁克林。我和维多利亚单独呆了一会儿，我们喝着茶，互相看着对方。我敢肯定，这一时刻让所有初为人父和人母的人都有所触动。这是真实的人生，而没有人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做一次深呼吸。好了，现在该怎么办？
　　维多利亚用母乳喂养了布鲁克林一个月，我真的是很爱护我的家人。在最初的几天里，当我看着我的妻子在给儿子喂奶和爱抚的时候，我觉得我体验到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激动。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在激动之余又开始想入非非起来。你猜我在想什么？我也想给孩子喂奶。
　　和许多母亲的感觉一样，母乳喂养让维多利亚非常疲倦，于是她让我去买婴儿吸奶器。我回来的时候，带着奶瓶、取暖器、吸奶器和杀菌器。我看起来一定像一个全副武装的科学家。但是我很高兴自己这样做。只要能把妈妈的一滴奶水弄到奶瓶里去，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是值得做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布鲁克林和我躺在床上的那个下午，我的儿子躺在我的怀里大口大口地吸奶，似乎这就是他全部的生命源泉。
　　我的遗传
　　如今，我成为了父亲，目睹着孩子的成长。从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孩提时代的自己，也慢慢地回忆起了当初的父亲。在我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就坚信我有踢足球的天赋，或许，我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踢球吧。我还记得一个下午，在训练之后，我和家人一起吃饭，当时的布鲁克林要靠人扶着才能站得稳。不知为什么，厨房的地板上有一个盛烘豆的罐子，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们的布鲁克林就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地冲了过去，一脚把罐子踢了起来。一个站都站不稳的孩子，你能想像得出他踢得有多艰难！我真吓坏了，这样踢是容易挫伤趾骨的！当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却忍不住笑了。当年的我一定也是这个样子吧。
　　这大概就是遗传，你瞧我们的布鲁克林：他总是想玩球，跑呀，踢呀，横冲直撞；他总是在倾听，好像他随时乐于学习。在布鲁克林3岁半的时候，每当我把足球滚到他面前并让他截住球，他就会马上用脚踩住，让它停下来，然后后撤一步，身体一耸，再把球踢回给我。布鲁克林还有着相当好的平衡能力，在他大概2岁半的时候，我们住在纽约，有一次，我们从一家饭馆里走出来，布鲁克林面对着维多利亚和我，踮着脚尖站在那里，随后又用脚后跟做了一个漂亮的转身。饭馆里有一个人一定是在里面看到了这一幕，他立即跑了出来，问我们这个孩子有多大了，我回答了他。这个人告诉我们，他是研究儿童心理学的，像布鲁克林这样的年纪，能够这么好地平衡自己是很令人吃惊的。
　　现在谈论罗密欧还为时过早，但布鲁克林确实充满了自信，这种信心来源于他的活力、力量和良好的协调感。他能用两个轮子的滑行车急驰——我是指飞速地滑行，他能这么好地驾驭滑行车已经很多年了。布鲁克林对于自己的身体素质很有信心，我想我也是这样。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只有在踢足球的时候，我才会有那么笃定的感觉。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也是如此，尽管维多利亚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以信心，我知道她会同样把信心传递给布鲁克林和罗密欧。
　　人们常说儿子很像父亲，布鲁克林和我却十分不同。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总是要告诉任何一个听我讲话的人：“我将来要为曼彻斯特联队踢球。”而布鲁克林却说，他想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球员。他想加入联队吗？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布鲁克林的确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孩子，而我却一直很瘦弱，不论我吃多少东西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狗仔队纠缠我的父母
　　尽管我呆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但仍然有一些人因为我而受到牵连。我从电话里得知，我父母从圣埃蒂安回到伦敦的时候，发现已经有30多个人等在门外准备采访了。家里不断有电话骚扰，而我父母每次打开前门的时候，都会被人用照相机拍照。有的记者甚至干脆在我家房前的人行道上摆了一张小桌子，他们一边喝茶喝咖啡，一边等着我父母出来。
　　我和维多利亚呆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他们一直守在英国的家门口。对我来说，我早已习惯了媒体对我和维多利亚的追踪报道；可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这简直是一桩新鲜事儿，好像是他们被送去参加了世界杯一样。这对他们真是一场考验，但是，因为他们两人相依相伴，倒也渡过了这个难关。直到现在，我父母也没有告诉我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比赛失利后的头几天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也许他们不想让我知道。
　　几天以后，我回到了老特拉福德足球场进行赛季前的训练。这样，我每天就可以有好几小时专心致志地练球，而不用想其他的事情。我和队友们开始在更衣室里开着轻松的玩笑，他们都知道我正在与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抗争，而在这种情况下，球员们总是会互相支持。我很高兴又回到了这里和他们一起踢球。这也能让我在爸爸妈妈面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他们跟着我吃够了苦头，我不想让他们再看见我内心真实的不安。警察建议我父母陪着我一起来曼彻斯特训练，因为他们认为我一个人呆在沃斯勒的房子里不安全。我爸爸于是每天开车送我去克利夫训练，训练完以后再来接我回家。我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事实上，我还想让他们外出度假放松一下。但是，我父母可能觉得跟我呆在一起更轻松一些。
　　我想，普通人很难理解我在那年世界杯以后的头几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除非亲身体验，即使是我的朋友也很难想像我过的日子。从美国回来几天以后，戴夫·加德纳和我在训练以后一起去曼彻斯特市中心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叫“客厅”的餐厅。往常，这是一家很友好的餐厅，我们经常去，因为那儿的人们虽然都认识我们，但是都礼貌地不打扰我们，让我们自在地进餐。然而，那天下午，当我和戴夫走进餐厅的时候，就好像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走错了酒吧一样，那里的人们都转过身来，目光如利剑一般地盯着我们。这不禁让我们毛骨悚然。我们赶紧逃到一个角落里，埋着头看着菜单。“我再也不和你一块儿出来了，老兄，”戴夫小声对我说道，“我还想多活几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一直都在开着玩笑，说我们要不要在外出的时候穿上防弹衣，并且戴上头盔。在紧张的压力之下，你必须得找点儿乐子放松一下。

　　《我的立场》
　　(英)大卫·贝克汉姆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