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20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突然间拥有的房产和汽车面前，“突然中产”在我们缺乏准备并因此多少有些局促不安的心里激起的眩晕，大概是托夫勒所说“未来的振荡”(futureshock)的最好的中国版本。那个我们曾长期摒弃甚至视为罪恶的MiddleClass即所谓“中产阶级”，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现代媒介以及最古老的媒介——我们的嘴皮子上。
　　——周晓虹

　　中国中产：白领还是杂领？
　　仅仅在10年之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大胆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似乎远远超出了其预测：一项研究认为，2002年有8000万中产，另一项研究则说现在是2亿中产。
　　与人们经常讲的“小资情调”和“外企白领”不同，中产是一个更为中性、也更为宽广的群体。周晓虹把中国中产的客观条件设定为：(1)收入中产：月收入5000元；(2)职业中产：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以及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等自由职业者；(3)学历中产：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异质性——白领、灰领甚或金领，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杂领”。
　　身份认同：洋葱头心态？
　　城市居民自认为属于社会中上层与中中层的比例合计为57.1%，认为属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的人们在城市中的比例分别占到28.4%和9.9%。从这个数据来看，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有向下偏移趋势。城市公众既不会“向下”、也没有“向后”寻找“参照物”，而只会“向上”或“向内”选择比较目标。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豪富，大多数城市公众只能自惭形秽，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这与李培林所描述的在主观阶层认同上的“梯形下沉心态”不谋而合，又与陆学艺所认定的在客观阶层划分上的“洋葱头形态”相为印证，都说明中国社会的形态还远不是中产占主体的“橄榄形”现代社会。
　　消费前卫：理性的品位生活？
　　一个中产者家庭和一个中等收入者家庭不完全相同，后者必须把收入的39%拿去购买食品。可是一个中产者的主妇，只把收入的20%用来购买食品就足够了，而且吃得更讲究。中产消费，不但消费“物”本身，而且消费“物”作为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包括情调、趣味、美感、身份、地位、氛围、气派和心情。例如，他们会“喝”商标。因为广告上有漂亮的青年男女在喝可口可乐的照片，也就喝上一瓶，其实是在“喝”那副照片，“喝”“停一下，提提精神”的广告语。中产是一种生活方式，饱含着趣味、文化、身份等种种的认同。他们会反问：一个一夜暴富的人连中产都算不上，因为他不知道卡尔维诺，不听罗大佑，甚至连《大话西游》都不曾看过，你说可怜不可怜？
　　城市中产的享受性消费并不是没有节制的，一者虽然与非中产相比，他们的收入不菲，但显然还不足以支持他们无限的欲求；二者城市中产本身是一个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他们对于标识经济、财富的符号消费并不很认同。
　　消费社交：中产的工作逻辑？
　　在单位制时期，不同单位、干部与工人身份、单位所有制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人们距离远近的重要因素，生活中所结成的亲密关系是以生产中的互动为前提的。但消费介入生活后，这种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G是一个无论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都很现代的中产女性。与她常相伴逛街的是同一办公室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同事，一开始两人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只是出去逛街的机会多了，主要是两人的消费能力、消费观念基本没有什么差别，所以现在只要一上街，她们会相约一同前去。时间长了，两人联系就比较多，时常打打电话，互相介绍一些信息，交流一些看法。她说，这样的朋友是生活型的，与工作中的那些同事朋友不一样，跟她在一起，心情总是放松的。开始可能就只是谈谈哪个地方有了什么新款式、新品牌，哪个店里又开始打折了等等这样一些消费信息，时间长了，关系也自然而然地近了很多，谈的话就多了，有关孩子问题、家庭问题、与老人的关系问题等等。消费在她自己的生活中成为组织人际往来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定程度上，甚至于比生产活动——工作还重要。在我们看来，这种消费认同高于工作认同的倾向，对很多事情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地位标签：工作与休闲孰轻孰重？
　　调查结果显示，中产阶级在工作上投入巨大，其工作时间显著多于非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一般工作日(最近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含上下班路途)普遍高于非中产阶级。收入、职业、学历三重意义上的标准中产阶级，日均工作时间高达8.51小时，比非中产的平均6.46小时高出2.05小时，中产们的辛苦程度可见一斑。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那就是，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与他们的工作时间似乎正成正比，自认为属于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的人均工作时间分别是6.56小时、6.90小时、7.24小时，依次增加。而在休闲活动选项中，“出外看电影、比赛等”、“运动健身”、“旅游”、“交往活动”等活动型项目上，中产阶级的选择比例普遍较高；而“在家看电视、书报”、“补充睡眠”“陪伴家人”等非活动型休闲项目上，选择比例偏少。在将“工作”与“休闲”并置时，超过半数的中产阶级成员充分强调休闲的独立性与重要性，没有让闲暇生活淹没在工作的世界里。
　　知识沟和数字沟：知识马太？
　　中产阶级更强调接受“有意义的”、“严肃的”、“专业的”内容。因此，就电视和网络的比较而言，力求娱乐化的电视，显然不能满足中产的这种诉求，而信息密集的网络成为他们依赖的重要媒介，也构筑了与非中产阶级的“数字沟”。
　　但是，与想象中不同，当下中国中产在传媒接触上与非中产的最显著差异，不是在电视，不是在报纸，甚至也不是在网络，而是在书刊的媒介接触行为上。职业中产阶级经常阅读经济管理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级80%；经常阅读政治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级30%；经常阅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级18%；经常阅读子女教育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级49%。“知识改变命运”的寄语，其意义正在于：知识带来知识，形成知识阶级的马太效应。
　　文化资本：在未来做个中产？
　　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最初因素与社会出身、家庭培养密切相关。W是从贫困地区的“状元乡”通过上学走出来的中产。他认为：“门风很重要。门风就是前期教育，就是家庭环境，是老一辈对成长当中的家庭环境，父母在做人方面、为人处世好，他的子女出来绝对差不到哪里去。”他进一步描述了高中学习的艰苦：“我们那时候读书非常刻苦。衣服就是那么一件，一打开教室门，城里的人去了恐怕会晕过去，气味太难闻了。准备高考，题海战术，每个人面前一个墨水瓶。学校要省电费，点着菜油灯读书，烟直冒，114人，114盏灯。开夜车一般都要开到12点，赶着把题作完，第二天还要上课。没完没了。早上5点起床，题没做完的话，还要赶着把题做完。114人，114盏灯，熏出来的。”
　　N作为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城市中产，谈到她的教子之道时说：“我受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之间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会想，我在上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儿子现在是怎么样的，就是经常换位思考一下。我自己在上学的时候，老师怎么对待我的，我自己又是渴望怎么样的对待。我经常会去这样想，无形当中就会这样去想。”她为孩子的职业规划是电脑编程：“他从小对电脑就特别感兴趣。而且电脑里面都是英文的东西，他那时候英文不懂，一些符号的东西，他摸索摸索都懂了，他对这些很有感觉。所以我们也就从这些方面对他加以引导。”
　　政治后卫：内心炽热的冷面人？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产一样，中国的新兴中产也明显表现出政治后卫的倾向，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单就此而言，应该说，中国中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很有益处。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代议制，草根式的电子化的民主表达更为直接，也逐渐具有影响力，在“孙志刚事件”
　　废除收容制度、“刘涌案”的改判、哈尔滨“宝马案”、西安“宝马案”及最近声势浩大的对日问题网上签名等等都显现出“电子民意”的威力。
　　在调查中发现，受访者对于“发展个人事业、消费活动、休闲活动、参与政治、家庭活动”的排序，无一例外地把参与政治放到最后的选择上。S就说：“我现在对一些体制内的权利，怎么讲呢，我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也不是政治冷淡，也不是政治热情，忙不过来吧！有自己的事情做。”
　　应该说，中国新中产的成长还只有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在家庭出身、财富积累、受教育经历等各方面都还没能享有一个延续与传承的机会。对那些有着早期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匮乏经历的人来说，在生存条件得到改善、自身地位得到提高的情况下，他们优先注重的只能是对经济资本的占有。
　　二马之争：中产壮大还是分化？
　　与《共产党宣言》中的“两极分化”思想不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有丰富的“中产壮大”思想。马克思就曾批判马尔萨斯说：“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些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页)我们可以认定，马克思关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会进一步扩大的看法不是随意的，而是十分成熟的。正确把握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向，把“橄榄形”现代社会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周晓虹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作者简介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与当代中国研究。
　　内容提要
　　3000户问卷分析、300人深度访谈、30个月调查走访，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全国五大城市中产人生尽收眼底。本书就中产阶层的身份认同、消费行为、休闲方式、社会交往、教育与文化传承、文化品位、政治参与以及媒介使用特征等八大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深入探讨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历史命运和生存状况，描绘了一幅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层的壮丽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