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事已经结束,但战争仍然在以另外一种更加残酷的方式继续着。除了爆炸和杀戮,伊拉克很难传出什么令人振奋的消息。今天伊拉克发生的一切,你或多或少都可以从这部“现场报告”中找到线索。
《为历史流泪:亲历战后伊拉克》 聂晓阳著 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穿越“死亡之路”
2004年1月5日下午5时,在约定地点,我等到了从巴格达来接我的伊拉克司机。我们在安曼郊区换了车,天还没有亮。司机说,安曼到边境有350公里行程,然后进入伊拉克后还有600公里才到巴格达,如果一切顺利,当天傍晚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出了约旦边境,有一个大约1公里的缓冲区,然后就是伊拉克的边境关口。在缓冲区内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庞大的难民营,蓝色、白色的简易帐篷一顶接着一顶,可以容纳几千人。司机介绍说,这里住的都是伊拉克战争期间跑出来的难民,约旦不接受他们,现在伊拉克联军当局也不允许他们回来,所以他们就暂时栖身这里,靠国际救援度日。 过关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油。司机说,巴格达汽油虽然便宜,但是目前供应短缺,加油经常要排几个小时的队。这里的汽油因为有运输费用比较贵,但是还能够保证供应,所以不但要给油箱加满,还要买几桶放在后备箱备用。我看到司机加了150升油,付了相当于15美元的伊拉克第纳尔,还一个劲地喊“贵”。我想,真的是石油的国度,油比水还便宜。 约旦的朋友曾告诉我,进入伊拉克就不要睡觉,因为这段从约伊边境到巴格达的公路号称“千里死亡之路”,是劫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一担心的就是这些公款的安全。我把这些美元分置7个信封,在随身衣服和行李中分别放好,只留了300美元在钱包里。我的想法是,如果碰到劫匪,我首先毫不犹豫地将钱包奉上,只求能够尽快脱身,保全其余的经费。钱并不总是一个好东西。在这前途叵测的千里大漠公路上,在前后左右经常只有我们一部破旧的出租车的情况下,我深感钱这个东西是我最大的麻烦。几天来,我“全身到处都藏着美元”的事实是我最大的机密,我不能让任何接近我的人看出我的衣服口袋和行李如此值钱,这于我实在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考验。 凌晨4点多就醒来,我看到前方几十米远处的路边,站着四五个斜背着长枪的当地人,正在挥手示意要我们的车停下来。我想,这么快就碰到了劫匪,真是太倒霉了。好在司机及时安慰我说:“别怕,这是伊拉克警察。” 果然只是警察,幸亏是警察。他们扫了一眼我们的车,就挥手放行了。为了更安全些,很多伊拉克警察都宁愿穿便服。
萨达姆钞票停用的那天
2004年1月15日是银行兑换旧币的最后一天,同时各个银行里一麻袋一麻袋的旧钱被加紧清点运送出来,送进各个销毁点的火炉。由于到了穆斯林的周末,下午银行和各机构关门都会比平时早,所以在一些兑换点,要把手里最后一点带有萨达姆头像的旧币换成新币的人忽然一下子拥挤起来,据说一些银行的工作人员数钱把手都数肿了。我抽空在分社的角落里搜寻了一番,才找到几张皱巴巴的旧钱,不但用不着换,连留着做纪念都不行。 伊拉克人现在拼命地铲刮原来树立在各处的萨达姆画像,很少有人会像我们一样,反而对这个旧时代的标志感兴趣。 由于印刷技术并不过关,勉强在伊拉克国内印制的“萨达姆钞票”很容易仿制,由于几乎没有什么防伪技术,所以假钱和真钱的区别也很难辨认。当地人开玩笑说,现在是个发财的机会,只要大量仿制旧币再到银行兑换新币就行了。对于银行来说,大量的新旧币兑换工作使他们无暇仔细辨认真假钱币,无论真钱假钱,他们照单全收,反正有美国人在后面兜着。 拿到兑换来的5000旧伊拉克第纳尔(折合30多元人民币)的“萨达姆钞票”后,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果然没有找到防伪标志,纸张也很粗糙,仅仅使用彩色复印机就完全可以伪造。但是在萨达姆时代,在严刑峻法的监视下,哪怕只是使用彩色复印机恐怕也并不容易,所以这种粗糙的钱币也竟然能够使用10多年而基本上安然无事。我拿到的这些旧币都是250第纳尔的面值,但一种用的纸张比较宽大,另一种就比较窄小。办公室的当地伊拉克雇员告诉我,比较窄小的钱是萨达姆后期印制的,原因是这种钱太不值钱,耗纸量太大,缩小钞票尺寸是为了省纸。 萨达姆时代伊拉克人民在常年封锁和制裁下生活的匮乏,由钱币的尺寸也可略见一斑。 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同等尺寸、同等面值的钞票,画面的颜色和钞票的外观也会有明显不同,不知道是不同时期油墨和印刷技术的差别还是因为其中混有假钞的缘故。 由于新旧交替和边境失控,以及邻国金融大亨的大量收购和投机,美元兑换伊拉克新第纳尔的汇率变动很大,新币发行初期一美元可以兑换3500新第纳尔,在2003年年底时,一美元大概还可以兑换2000伊拉克新第纳尔(新第)。我1月5日到的时候只能换1600新第了。如果有人在新币发行初期就大批购入,到现在早就摇身一变成为富翁了。
在巴格达看“电影”
巴格达总共10来个电影院,有6个都在这条以一位伊拉克皇室时代内阁总理名字命名的西亚杜大街上。但是影院的生意显然也不好做,我们路过的几个电影院中只有一家叫“明星”的影院还开着门,影院的门厅聚集着不少年轻人,似乎生意都让这家影院做了。 影院门厅的橱窗里贴满了海报,大多是衣着暴露的性感影片,一群20岁出头的年轻人围在橱窗前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哄笑打闹。卖票窗口的老头告诉我,这里主要放映一些“不好的影片”,偶尔也放放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生活片,美国的大片肯定会有观众,但是播放权买不起。他说,战前政府对放什么影片、不能放什么影片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那个时候播放这些色情影片,肯定会被关进监狱,但现在做什么都没有人管。他自己虽然也很厌恶这些“坏电影”,但这是他的工作,不卖票他就得失业,一家人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保障。目前他一个月的工资大概相当于80美元。 我们花3000个伊拉克第纳尔(2个多美元)买了3张票,想进去看看到底观众有多少、都是些什么人。这时候影院的经理走过来,要检查我们随身带的包,并要求我们把无线步话机关掉。这是一个目光有些凶狠、一脸横肉的家伙。他说,现在这个电影院播放色情影片出了名,观众很多,为了维护传统的道德风尚,一些比较极端的什叶派穆斯林已经把他们列入袭击的对象,经常来这里骚扰观众,打砸设备,所以他对所有可疑的人都要进行检查。 影院里非常黑,空气污浊,脚下都是果皮纸屑等杂物。一个瘦瘦的年轻人跟过来用手电筒给我们找了几个座位,是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这样正好符合我们的心意,一是可以随时方便地离开,二是万一碰到极端教徒的袭击也多些安全的保证。很快我的眼睛就适应了这里的光线,这才看清原来200多个座位已经几乎满员,放映大厅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头。屏幕很小,不像是在放电影,倒像是播放屏幕投影的录像。色情之声在空中飘荡着,没有任何情节的性交镜头乏味地换来换去,但观众竟然还都聚精会神,默默注视着屏幕,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看起来非常滑稽。 我对在场的观众略作观察,发现他们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没有一位是女士。我又发现,所谓的电影实际上并不是真的电影,而是从色情电视频道录下来的质量粗糙的录像带。目前巴格达街头最畅销的东西之一就是卫星电视接收天线,那里有很多免费收视的色情频道。这些廉价的东西录制下来,就成为一个战后文明古国的年轻人的业余文化活动,成为年轻一代成长的文化环境的重要一部分。对此我深感悲哀。
战争解放了盗墓贼
我和同事最近一起访问了残破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空荡荡的大厅,破碎的橱窗玻璃,落满灰尘的走廊,横七竖八堆在角落里的石像残片,这就是收集著名的两河文明古老文物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我不禁想:著名的楔形文字在哪里?巴比伦空中花园的遗存在哪里?亚述王朝精美的石雕在哪里? 伊拉克国家博物馆负责人卡迈尔指着大门紧锁的展厅说,预计最短也要5年以后,这座经历过战火的博物馆才能完全恢复开放。卡迈尔说,2003年4月9日巴格达被美军攻陷后,盗匪趁机闯入博物馆,抢走了1.4万件珍贵文物,至今追回来的不到4000件,其余很大部分已经通过几乎不设防的边境流落境外。他说:“虽然战前我们加班加点把不少文物转移到秘密地点存放,但是这一损失依然令我们十分心痛。博物馆的藏品大都有编号,丢失的藏品以后还有可能追回来。但是,对于更多的依然埋藏在地下的文明残片来说,它们在被发现之前就已经被抢走了。” 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早期文明的摇篮之一,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遗存。历史学家说,只要局势平静下来,在这里几年的考古发掘就足以改写人类早期文明的历史。但是,此次战争所带来的盗墓狂潮,却正在摧毁着全世界考古学家的这一梦想。 在伊拉克,盗墓者趁着夜色将古迹里的东西成箱搬走已不是什么秘密。已经在地下埋藏了5000多年的文物,成为这个战后混乱依旧的国家无法诉说、无法抗议但同样无力自卫的受害者。虽然没有飞机导弹,盗墓贼们用的只是手铲和手电筒,但是他们比任何高科技的武器都更具破坏性。在巴比伦寂静的旷野里,“阿里巴巴”们在无人看管的庙宇、宫殿和坟墓中大肆掠夺,拿走了稀世珍宝,也切断了历史留给未来的线索,使一些人类早期文明的秘密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 伊拉克纳西里耶省文物局局长哈姆达尼说,文物的走私从10多年前伊拉克遭受制裁初期就开始了,但是在过去战后的一年里,这类行为急剧增加,发展为有组织的国际性犯罪风潮,“现在,伊拉克的文物珍品每天都通过秘密渠道被运送到中东、欧洲、美国等地的富豪手中”。 哈姆达尼说,盗墓贼主要是一些贫穷的村民,一套楔形文字残片在他们手里也许只卖13美元,但是在国外值好几万美元。“它们实际上是无价的,因为它们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被贩卖一件就少一件。” 最近,在伊拉克南部的联军士兵已经开始驻守一些重要的文物古迹,但是相比于庞大的古迹群落来说,他们能抽出的兵力实在有限,所追缴的东西也只是凤毛麟角。 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导游迈赫迪希望我们能帮他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有更多的关注。他看着空荡荡的展厅说:每一件文物的丢失,都意味着人类早期一段记忆的丢失。这对人类来说,“就像孩子丢失了母亲”。 聂晓阳,新华社知名战地记者。曾任新华社驻耶路撒冷分社记者、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负责人,是近年来中国惟一连续在世界两大危乱热点地区长期工作的记者。近年来出版的著作有《北极首航》、《关于自然与人的笔记》、《在耶路撒冷的日子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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