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看似流水账的生存日记，一首听似平平淡淡的劳动之歌，一段原汁原味的生活实录，一抹烙进心底的岁月之痕！
　　我们不敢相信，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竟然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他用和锄头一样勤不离手的笔，坚持不懈地记录了他和村民们半个多世纪的生存经历，一笔一画地描绘了陕西农村某村庄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与风霜雪雨。在他笔下，没有浩浩历史长河中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也没有悠悠秦川文化中炙手可热的文人墨客，只有草根庶民的喜怒哀乐，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和原封不动的岁月真迹。

　　新中国成立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合阳县的村村乡乡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位于最南端的路井乡格外热闹。除召开大大小小的庆祝会、座谈会、报告会之外，庄稼人用民间“社火”来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1949年农历十月初九大约上午十点钟，随着几声震耳欲聋的“三眼铳”的响声，浩浩荡荡的“社火”队伍过来了。最前面，是一条长长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金色大字。走在游行队伍最后面的是“社火”的压轴戏“血骨尸”。“血骨尸”是路井地区特有的一种民间文化艺术。几十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赤裸着上身，装扮成古典戏曲中不同的人物。他们的头部、颈部、肩部、胸部或者腹部，或插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或戳一根血淋淋的竹棍，或嵌一把血淋淋的斧头，白骨森然，血肉模糊，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由于天气寒冷，这些光着膀子、扮作“血骨尸”的年轻后生们通常要事先喝上大量的烈性酒，以抵御严寒。人们好多年没有见过“血骨尸”了，着实让刚刚获得解放的庄稼人痛快。“血骨尸”表现的不再是秦桧、曹操、法海等千百年来人们唾骂的奸贼，而是黄世仁、穆仁智等地主老财，更有那千刀万剐的“蒋光头”。

　　人民公社

　　1951年2月13日，路井乡的农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贫下中农子弟纷纷报名参军。群众敲锣打鼓，给参军青年披红戴花，热情欢送，并开展了拥军优属和募捐、捐献活动。我在团支部、学校、合作社、群众会等各种场合共捐三万两千元现金和六斗八升小麦。
　　1958年10月28日，公社宣布：从下月起，社员劳动所得的工分，就只作为发工资时的参考，不再作为发工资的依据，而现在发工资的依据是各个劳力所评定的级别。评级的标准有5条：1.政治思想；2.体力强弱；3.劳动态度；4.技术高低；5.参照底分。不按劳动所得的工分发工资，就省去了定额管理评工记分时的许多麻烦手续，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却差得远了。
　　1958年11月1日，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我十分惊奇！难道真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真的到了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的程度了吗？真的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吗？那么，为了定额记工，为了包工、包产、包投资的“三包”，让人辛辛苦苦，不知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就不需要了吗？吃饭不要钱，那么食堂也就不要馍票、菜票了吧！财会人员也就轻松多了。真是谢天谢地，谢谢党和毛主席了。
　　吃饭不要钱的政策一宣布，食堂真的也就不要馍票和菜票了，人们能吃多少吃多少；做活也就不记工了，什么“三包”，什么以产定工、财务包干、定额记工，一律不要了。大家都以冲天的干劲，饱满的热情干活就行了。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有活哪里干，哪里有饭哪里吃。队与队之间，可以互相支援，大力协作，不讲报酬。真是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但这只是外表看起来轰轰烈烈，干劲冲天，干出事儿来的实际效果并不大。每天晚上，队长出工铃一打，临时组织突击拉粪。几十个人拉一个大胶轮车，送上一两回粪，回到食堂大吃一顿。有人拉车时也挂条绳，车跑得快，他落在后边，赶也赶不上，咋能使上劲呢？拉毕到食堂吃饭时，吃了一碗又一碗，直吃得口里发哼声，几乎走不动。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到场算个数，有时连勤也不出了，今天你有病，明天他感冒，出现了“病人多，孕妇多，产妇多”的“三多”现象。特别是一些重活、累活，像除圈、铡草、轧花等没人爱干。

　　三年自然灾害

　　1960年7月17日已夏收毕。在路井公社的“三反”会上，有个公社领导说：“今年产量没核实，竟然实产比去年低了。路井战区亩产仅164斤，比去年低90斤；独店村低了67斤，测产时是240斤。这七八十斤哪里去了呢？一定是压产、瞒产、偷产了。我们坚决要查清楚，核出来，不能贬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优越性。”我认为这是明明白白地鼓励虚报浮夸啊！
　　1960年10月11日，中央的精神传达下来了，说农业赶不上去的原因是两年的自然灾害及三年的大跃进造成的。例如，基建战线过长，劳力浪费过多，计划以外的事搞得太多，人口增加太多(已达6.8亿人)，出口较多，“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严重。中央号召要“低标准，瓜菜代，抓食堂，除‘五害’(虚报冒领，提高等级，抛撒浪费，贪污盗窃，霉坏变质)”。
　　1960年10月12日晚上，我万般无奈地从黑地里走到街上公社的面粉厂，找到了靳主任，买了25斤麦子麸皮，带回家来，好拌菜疙瘩。我想，有一点儿粮，也许就饿不死。老婆菊兰避过我，偷偷地跟上一些妇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白天不敢去，因为人家种苜蓿的生产队专门派人看管，只能晚上去。她们去到公社办的养猪场后面，又到北党村头，来回十几里路也不嫌远。后来，我听人说，北党看苜蓿的人和偷苜蓿的妇女打过架的事，便给菊兰说：“人家去偷苜蓿，咱可千万不能去。咱是干部家属呀！”菊兰却说：“干部，干部！干部能不吃饭吗？你哪一顿不吃能行？若有粮食吃，谁还吃这牲口的草呀！你能弄下吃的，我才不愿当贼哩！”说得我无话可说。心想：黑市粮食价钱大，咱又找不下，谁也不敢卖给咱，况且咱也没有钱去买黑市粮呀！难道真的要往死里饿吗？
　　菊兰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地到地里埝下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引玲和胜天，星期天去西庄子看他外婆，回来时外婆送他们，在没人的地方，再掐上些麦叶，裹在袱子里拿回家，用面粉厂买回来的那一点儿麸子拌上做成菜疙瘩来吃，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向前拖着。
　　有人以拍花花手的形式编的儿歌是：“你一我一，标准太低；你二我二，模糊泡菜；你三我三，红薯秆秆；你四我四，家家闹事；你五我五，肚子敲鼓；你六我六，顿顿忧愁；你七我七，唉声叹气；你八我八，拉耱拽耙；你九我九，不偷就咎；你十我十，吃饭积极！”

　　“文化大革命”

　　1966年9月3日早上，小队召开社员会。队长在会上宣布：“红卫兵开始造反了！”他们念着毛主席的语录：‘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又说，现在要破‘四旧’了，别的队已在昨天进行破‘四旧’了，今天轮到咱们队了。各人把你们家凡是‘四旧’的东西赶快交出来，如神像、牌位，以及所有的‘四旧’东西都赶快交出来。如果自己不自动交出来，被红卫兵搜出来，那可不会轻饶你们的。”社员们一个个吓得不得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属于“四旧”，却又不敢不交。
　　散会后，菊兰暗暗问引玲，说：“你也是红卫兵，你跟上人家也破除过‘四旧’，都破些什么，交些啥东西呀？”引玲说：“不好说，谁也说不清。进了地主、富农和‘四类分子’的家，谁想拿啥就拿啥。啥是‘四旧’，由人家来说。封建的、迷信的、资产阶级使用过的东西都是‘四旧’，敬神敬鬼的东西都是‘四旧’；小娃身上吊的银牌、银锁，媳妇戴的凤冠、坎肩和裙子，男人戴的礼帽、穿的袍子，家里藏的旧书、旧画，甚至银元都抄！”我一想，说：“这不是胡来吗？我们不信神、不信鬼，连先人都不纪念了吗？”但又一想：“咱又不是红卫兵的头儿，咱管得了吗？《十六条》上写得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判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不把咱当做‘走资派’批斗就行了。”于是便把神族子，老的、新的牌位，香炉等，都让引玲去交给红卫兵。自己把解放前学过的课本，解放后刘少奇的文章，都塞进炕洞烧了。菊兰把绣有花朵的帽子、斜马、枕头等都藏起来了。把织成的白布也赶快剪成了衣裤。
　　我烧那些旧书的时候，大儿胜天觉得很可惜，随手挑拣了几本，藏了起来，一直保存到现在。而红卫兵把抄来的东西都堆放在大队会议室，有的进行焚烧，有的摆放起来展览。有些年轻的贫下中农子弟和红小兵，把自己没穿戴过的衣服、首饰、摆设，都说成“四旧”。有的人认为拜年、过节、庆寿、敬神、祭祖、过事、请客、送礼都是“四旧”。有的地方连房屋上的脊兽也被认为是“四旧”而砸掉了，有的村口派红卫兵检查，春节拜年不许拿花馍。
　　由于母亲平时曾在我面前念叨过几次，说：“人死了不知为什么硬要圈在木头里，八边不透气，闷也把人能闷死，哪里比得上做个床简单？”我听说范家洼和雷庄提倡老人去世后不住棺木，而睡在木床上，便对母亲说，那咱也做成床，不住棺木了。母亲听了后没回答。在一次会上，我引导大家学习《十六条》时，让大家讨论什么是“四旧”。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道德，具体都指些什么。我便提出给老人做的棺木算不算“四旧”，该不该卖掉？这一下，便让人人都知道我要卖我妈的棺木。七队的侯桂生居然打听起来，是不是我真要卖我妈的棺木。母亲一听这些消息，忙给乡邻们说：“我的寿木坚决不卖！”
　　1970年8月10日韩城县矿务局要招收一些正式职工，但在合阳县路井公社各大队只有一个名额。招工的就是我女婿王俊杰。胜天一听非常高兴，心想这次一定会被招去，太好了！
　　事实上，却像大家说的那样：招工的只有一个名额，3个大队领导，看到底谁的本事大！一个是正支书的干儿子，也就是他亲家、林场场长的儿子；另一个是副支书的大儿子侯胜天；再一个是生产主任的老伙计的侄儿侯云七。
　　为这件事，大队干部专门开了一次会，专门研究到底该让谁去。我说：“让3个娃都去，让人家验收，看上哪个就哪个去吧！”生产主任马上说：“那不行！谁不知道招工的人就是你的女婿，你娃咋能验不上？你让云七去，云七就能去，你不让他去，他就验不上！”我再不好说什么了，只好给支书说：“算咧，新班子才成立，为这事影响了团结会让群众笑话咱的！”支书也就只好答应了让云七去。
　　俊杰听我说了大队讨论的情况，气得马上要回韩城，说这工他不招了。菊兰忙劝住说：“莫忙！你慢慢想一想，人家云七的伯是县长，听说是你招工，嫌是他侄儿便不招了，对你还有好印象吗？以后你有事若碰见他，他能不会怪罪你吗？你缓缓想一想！”后来俊杰只好将云七招收去了！但菊兰心里一直不痛快，心想，自己的大女婿代表韩城县矿务局来路井公社招工，自己的男人又在大队当副支书，可自己的儿子却没被招上。世上还有这样的事吗？还有这样没本事的人吗？回头又一想，唉！这也是命吧！天生是九尺的命，总将它拉不到一丈。

　　包产到户

　　1982年的夏粮产量又获大丰收，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农村的机械化程度又进一步提高，农民打心眼里高兴。我们从兰州回来两个多月后，紧张的夏收就开始了。西玲家第一次使用上脱粒机。机器一开动，割好的小麦尽力往机子里填。这边填，那边不一会儿就将麦秆和麦颗分开了，秆是秆，粒是粒，净颗子堆子越来越大，不大的工夫便脱下了4麻袋小麦。我家3亩自留地，总产小麦1100斤，亩产360多斤，真不差。
　　1982年7月9日，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在我家门口的树底下召开社员会，讨论本队实行哪一种生产责任制。经过表决，全队到会的人都同意大包干，只有公寿妈和我说是“应该包产到户”。我想，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呀？岂不是太遥远、太渺茫了吗？党的政策真的是那样吗？
　　1982年7月19日上午，村东头的饲养室门口，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生产队开始评价分牲口、农具等。经大家一致同意，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对每个人、每一户都是公平的，分得多少好坏，就看你的运气了。我的运气不怎么样，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杈、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同一天，队里又将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给了社员各户，作为责任田。我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在靳家岭，也就是1960年公社组织108位英雄好汉进行割麦大战的地方，自留田东西宽十来米。当天下午，我和丰胜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责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从互助组、农业社，再到公社化，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路啊！回想起我1954年加入农业社时，共有27亩地，并按地交了207斤种子和631斤饲料，另外，把家里的一头牛和一头驴也入了农业社。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还有人惋惜地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二队的一位复员军人说：“唉，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但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1982年7月27日，我在路井街上以22元的价格买了一个又轻又巧的架子车箱。我虽已是50多岁的人了，还准备为自己的小家庭大干一场！我还高兴地编了一段顺口溜：
　　解放拨云见晴天，土改农民有了田。
　　互助合作闹生产，人民生活得改善。
　　公社吃了大锅饭，多年粮食难过关。
　　各种办法都试遍，最好还是大包干。
　　粮棉样样大丰收，多种经营都发展。
　　《农民日记》
　　侯永禄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