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路上的女人们 2006-09-09 08:31:00 作者: 来源: |
|
■厚书薄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一部特别的长征回忆录《她们———三十二个女人的长征》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万水千山中跋涉的队伍里，有32位女性，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在当时的那种封建桎梏的境遇中，她们毅然冲破家庭的阻力，走出家乡熟悉的环境，远离那些封建的纲常伦理，又以非凡的毅力走过二万五千里的征程，她们的形象并不仅仅代表了她们自己，而是代表了中国千千万万寻求解放的中国妇女。 长征，使她们超越了性别与时代，出色地完成了民族和历史赋予她们的使命，同时，她们自身也实现了由蛹到美丽蝴蝶的蜕变，飞进又一幅浩瀚的画卷。 抖抖虱子过新年 经过长途跋涉的女人们于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贵州腹地的猴场宿营。 这一天，天空出奇地晴朗，吃完了丰盛的午餐，女人们围坐在驻地院外的一大片空地上，她们把脱下来的贴身内衣和磨得发亮的毛衣放在盆里，准备洗一洗、补一补，过一个干净的新年。 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已经旧得看不见毛衣的本色了。但就是这样一件衣服，伴随这位年轻的姑娘走过了风餐露宿、枪林弹雨的长征路。在这两个多月中，这件旧毛衣一直没有下过钟月林的身。爬山行军穿着它，雨雪淋湿了再用体温把它烘干；野外宿营穿着它，在草垛、墙脚过夜也穿着它。这样，钟月林双脚跋山涉水，毛衣里的虱子也成群结队地在毛衣的针脚里作急行军。她的身上被这群小寄生虫咬得一片片红肿，痒得她常常用手去挠，皮肤挠烂了好几块。 在这32名女战士中，钟月林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一遇到事情，她就向大姐们请教。贺子珍听完她的诉苦以后，让她把毛衣脱下来，帮她放在脸盆里，倒上滚烫的开水，拿着根木棍把毛衣上下里外翻滚了无数次。一会儿过后，只见脸盆边缘漂浮了一层肥硕的已被剿灭了的虱子。钟月林就像恨国民党军阀一样，一边咬牙切齿地诅咒这些吃人的东西，一边把它们的尸体撒向旷野。 吴仲廉清理虱子的方法就更加“残忍”，她干脆点上一堆火，把衣服拿到火堆上抖，只听得“噼噼啪啪”，虱子掉在火堆里完成了火葬。 由于行军紧张，沿途卫生条件很差，原本爱干净的女人们，却常常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洗澡，就连洗脸也得不到保障。宿营时，为应对紧急情况不能脱衣服睡觉，在崇山峻岭中行军，天当被子地当床，风吹雨打也是常有的事。就连小小的虱子也像围追堵截的敌人一样，粘在衣服上挥之不去。 在这支队伍中，不仅仅女人们这样，男人们也同样忍受着虱子的侵扰。难怪彭德怀曾风趣地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一夜夫妻百日恩 在古朴的遵义城里，女人们似乎找到了红都瑞金的感觉。这里的群众革命热情极高，因为中央有意在遵义建立根据地，曾组织了一个地方工作部，蔡畅、李坚真、金维映、刘英、王泉媛等陆续调入这个工作部。这个工作部除了女人们，还有部长李维汉和从国家保卫局调来的王首道等等。他们每天分头走上遵义的大街小巷，宣传红军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劣绅，并向广大群众分发斗争的胜利果实。于是，一段始于长征，终于长征，仅有两日情缘的婚姻在王泉媛和王首道之间展开。 当时，年仅22岁的王泉媛活泼大方，面庞清瘦而俊俏。在工作部里，大家都叫她小妹妹，她的嘴也很甜，总是“大姐”、“大姐”地叫个不停，很是招人喜欢。 同在一个部门工作，又同住一个大院子里，王泉媛和王首道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慢慢地，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情愫。虽然，他们各自都在掩饰着，可还是被敏感的大姐们看出了端倪。在红军进遵义后的第七天，女人们忙完一天的群众工作，傍晚，蔡畅、金维映和李坚真把王泉媛叫到一边，仔细地询问了她对王首道的印象，也许是受王首道之托，也许是大姐们统一起来要做成一件好事。当她们从王泉媛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以后，便不由分说，三个女人直接把王泉媛送进了王首道的房间，然后，悄悄地关上房门走开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支他在战场上缴获来的小手枪和八颗子弹。这是什么样的信物啊！但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支手枪和子弹无疑算得上最富含义的物件了，他要她用这支枪在最危险的时刻保护好自己。 也许真的像后人所说的那样，王泉媛也曾想按照她们家乡的规矩，送王首道一双她自己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只要他穿上它，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回到她的身边。可又是那样的岁月，哪里容得下时间和材料让王泉媛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呢？ 有人说，一夜夫妻百日恩。王泉媛和王首道新婚在一起就一个夜晚，第二天就不得不各奔战场，跟随大部队撤出了遵义城。 长征路上结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第一对破例的。从瑞金出发时，上级曾三令五申的纪律就这样轻易地被打破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中央的这条纪律自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恋爱、结婚就免不了怀孕，生孩子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其他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当部队在遵义城里驻扎下来以后，几位大姐为王泉媛和王首道撮合的这桩姻缘，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但静下来，仔细分析这件事，当部队把陡峭的五岭和追堵的敌人抛在身后，来到贵州这片相对平坦的土地，特别是在遵义，部队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央打算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一些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一时间，大家也许认为部队不会很快出发，生活应该相对稳定下来。于是，她们便迫不及待地玉成了这件好事。 但这件好心人办的好事情，却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让这位二十几岁的女子饱受思念的痛苦。 撤出遵义以后，由于连续的行军作战，王泉媛一直没有机会与王首道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先期到达的王首道得知消息后，派通讯员送信给她，王泉媛才得以再次和丈夫王首道在木楼一聚。但这短短的一夜情话，到了黎明便被出发的号角吹散了。这一别不是永别，但却是他们短暂婚姻的句点，正是这一句点，画出了人间爱情悲剧的凄美。 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 1935年8月下旬，部队开始进入大草地。之所以叫它大草地，顾名思义它辽阔、一眼望不到边，你甚至看不出天和草原是在什么地方连接在一起的。时值夏季，草丛中开满了各式各样、叫不出名字的鲜花，仿佛一块偌大的绿色地毯，上面容纳了所有能形容得出的和形容不出的颜色和花香。但这美丽的景致在女红军的眼里，不过是一片没有尽头的、暗藏杀机的、偶尔会有几丛矮树的大水草地。 邓颖超骑着马，紧紧跟在周恩来的担架后面。当队伍第二次走出遵义城时，邓颖超的病情有所好转，她便开始练习骑马。随后，她要求取消了担架。周恩来还是在过大雪山时就一路不停地咳嗽，在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上病情愈加严重，高烧不退，只好用担架抬着。 不知什么时候，周恩来的担架与骑马的邓颖超之间拉开了距离。邓颖超很想赶快跟上他们，可正在这时，她的马突然受惊，四蹄踏入泥潭之中。一开始她没想惊动周恩来，但随着马在泥潭里越陷越深，眼看着泥水漫过了马的四条腿，自己的双脚也慢慢地浸在了泥水里。她放开喉咙喊了起来。但由于天正下着大雨，她的喊声被雨声吞没。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这位红军总政委的夫人尽管因重病在身，曾做好了一切不测的准备，但她也不愿意就这样，在这人迹罕至的大草地把自己葬送。泥水已经浸过了她的双腿，并且还在不停地下陷，越陷越深，如果陷到胸部就会有生命危险。邓颖超再也不敢挣扎了，而是屏住呼吸，一动也不动。 后面路过的同志发现邓颖超的时候，泥水已经浸到了她的腋下。当把她从泥水中拉出来时，她的衣服全部湿透了，分不清汗水、泪水、泥水和雨水。 接下来的几天，她整天发烧，粒米不进，精力衰竭到连马都不能骑。常常是骑在马上几分钟后，就要下马躺在地上休息几分钟。用“举步维艰”这个词来形容邓颖超此时的处境一点都不为过。 在进入大草地之前，危秀英遇到了朱德。朱德让他的警卫员折了一根树枝，用砍刀削成了一根光滑的棍子送给危秀英。并嘱咐她说：“秀英，你就拿着这根棍子探路，如果棍子沉不下去，你就走。” 在草地上走了两天，由于暗河很多，危秀英经常用这根棍子，按照总司令说的方法作试探，还真管用。危秀英满以为自己已经有了经验，不用次次都试探了。于是，她放松了警惕，迈开大步就往前走。没成想一不小心，一脚下去就迈进了一条暗河里。人马上就被冲出去了一段距离。脚也浮起来了，水没到了胸口，本来个子就小的危秀英一下子头就晕了。这下完了，要交待给这大草地了。 “同志，同志！水快到下巴啦。”一个年轻的战士一面说一面伸出手。还好她的个子小身体轻，小战士一把就把她拉了上来。小战士救了她，没有停就去追赶他的队伍去了。可危秀英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钱希钧走在干部休养连的后面，协助抬担架的民夫，尽可能给他们找一些好走的路。刚刚有一条暗河被她们用棍子探到，大家避开了。前面传来口令，队伍停下来暂时休息。钱希钧四顾大草地，远远地看见哥哥钱之光一只手里拄着根棍子，一只手提着一件用绳子绑着的东西，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钱希钧上下打量着他，这个曾经在上海和夫君毛泽民一起搞地下活动的英俊小生，此时全没有了当年的模样。身上瘦得皮包骨，头发长得快盖住了眉毛，腿一瘸一拐地肿得厉害。 钱希钧心疼地问他这是怎么了，哥哥叹了口气，告诉她，自己的行李都在马背上，过河的时候，由于水流湍急，马被冲走了，就只剩下了手里拿的这两样东西：一根棍子和一件千疮百孔的毛衣。 这件毛衣的历史可不短了，还是在上海时钱希钧买来送给哥哥的，现在却面目全非了。钱希钧接过哥哥手里的毛衣，想为他重新捆绑一下。等她接到手里，却发现毛衣上居然藏着一堆一堆的小动物。小动物的个头真不小，个个肥肥胖胖的，还带着一群虫卵。 钱希钧无奈地坐下来，打开毛衣，一只一只地捉起虱子来。但虱子是捉不完的，只有在环境得到改善以后，它才能自行消亡。 与贺子珍并肩而行的钱希钧和钟月林，由于一路上跋涉的辛苦，她们扔掉了随身所带的物品。有一次，钱希钧又要扔掉一条红色的薄毯子，钟月林觉得太可惜，就说：“别扔掉，我来背吧！”可是，她也背不了多久，就背不动了，最后还是不得不扔掉。到了晚上可就惨了，要铺的没有，要盖的还是没有。由于草地上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常常急风裹挟着大雨。每到这时，贺子珍总是在担架上支好油布，叫她们过来一块儿休息。于是她们把脸盆当作凳子，靠在贺子珍的担架旁一觉睡到天亮。 长征这一路，贺子珍总是言语不多，默默地为身边的战友做好她力所能及的一切。白志文回忆长征途中在干部休养连的那段时光，曾这样评价贺子珍：“贺子珍同志跟随中央纵队休养连长征以来，一直是全连的表率。从于都出发到雪山脚下，一万多里地一直步行，途中遇敌机轰炸，身上受了伤，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给了一副担架她不坐；休养连又给她找了一匹老骡子，青毛都变白了，她也从不骑，只是上山时才揪住骡子尾巴。因为她很平易近人，经常帮助我们伤员料理生活，同喝一锅野菜汤，我们有些话都愿意跟她说。” 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女人们终于走出了大草地，走出了这片死亡地带。 生命中唯一的情缘 谢飞和刘少奇熟悉起来，是在红军到达瓦窑堡以后。 长征结束后，谢飞调到工农检查部工作。这个工作正好与刘少奇的工会工作有很多联系。于是，一来二去两个人很快便熟悉起来。在此之前，他们两人还是曾经有过一面之交的。 那是在长征途中，连续不断的急行军给女人们带来了许多不方便，由于身上背着很多行李，有时照顾起伤病员来很困难。谢飞便被女人们选作代表，去找当时负责后勤方面工作的刘少奇，希望能批准她们去找一个民夫帮助背一些东西。刘少奇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领导，他非常体谅这些女红军，行军中他清楚地看见，这些女人不仅要背很重的行李，还要护理伤员，到了宿营地以后，也不能马上休息，而是先去为部队找粮食。于是，他欣然同意了她们的请求。也就是这一次，谢飞和刘少奇之间有了第一次交谈，并互相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 到瓦窑堡后，谢飞做好了大干一番革命事业的准备，她的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由“谢琼花”改为“谢飞”的。在工作上，谢飞很努力，经常与上级部门有所联系。工作上的接触，给她和刘少奇的感情发展添加了催化剂，刘少奇很喜欢这位性格像男孩子一样爽快的小姑娘，谢飞也非常崇敬这位清瘦而书生气很浓的工人运动领袖。很快，邓颖超便做了这个顺水人情，在她的撮合下，谢飞与刘少奇也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在瓦窑堡这座小城里举行了朴素的婚礼。 有人说，谢飞的性格某些方面与贺子珍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只不过一个是跨山而出，一个是踏浪而来。这位来自琼州海峡的渔家女儿，做事果敢，性情爽快，而且同样有着一股不怕难、不服输的劲头，对革命事业执着追求。 不久，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1月初，谢飞随刘少奇离开瓦窑堡去天津，踏上了新的征程。 他们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化装成做生意的小商人，谢飞则化装成一个家庭妇女，在天津开展地下活动。之后北方局迁址北平，谢飞又随同刘少奇到了北平，在秘书林枫的安排下，住在鲍家街17号的一栋房子里。 有人说，谢飞那样的性格，不可能长期忍受白区工作所规定的只能做个家庭妇女。以她那样老的资历，不能永远甘于只在刘少奇身后，干些收收文件、发发信函的事。在刘少奇取得开创华北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之后，谢飞拒绝与刘少奇同往新的征途。虽经刘少奇以组织名义下令，但她只是不得不从。到了延安后，谢飞便主动要求进了马列主义学院，加油充电。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刘少奇身边。 也有记载说：1941年的一天，谢飞乘小船渡过长江给在苏南的新四军送信，可完成任务准备返回时，却由于国民党的扫荡，所有的交通要道都被阻断，她无法再回去。由于战事不断，兵荒马乱的，她与刘少奇之间从此音信杳无，六年的婚姻无疾而终！ 与刘少奇分手后，谢飞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一生没有再嫁。这位出生在中国最南端的漂亮女人，在美满家庭与革命事业的冲突面前，她坚强地选择了后者。她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投入到她所信仰的为共产主义奋斗中。 |
| 编辑： wyf |
| 大众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不得把其中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不得修改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 2、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大众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3、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大众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4、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30日内进行。 |
| 大 众 网 · 网 络 大 众 新 生 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