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 2006-05-13 08:33:05 作者: 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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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传》从王蒙的幼年时代开始，讲述了他青年和中年所经历的青春的滋养、初恋的甜蜜、人生的辉煌及政治风云带来的命运的跌宕和长达16年的流放生活。 在这部自传中王蒙诙谐的文风、对灵魂大胆的自剖、对政治风云变化无奈的苦笑和沉郁的反思。自传中，王蒙引述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的题记：一个人的灵魂要经过“血水中洗三次，在碱水中洗三次，在清水中洗三次……”。 《王蒙自传》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我的初恋 冬天来了，崔瑞芳到区委临时工作，使我感觉快乐。区委。大院子。冬天。三反五反。运动过后一切都会特别纯洁。一个女中学生党员，参加着火热的斗争。这些都令我醉心。每当我想起瑞芳，我想到的是她从小革命的经历，她在学校担负的繁重的工作，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夜夜加班在那里统计“三反”“五反”的战果。她的笑容使整个区委大院光亮起来了。 对于我来说，爱情是风，是歌。我才刚往追求瑞芳上动了一下念头，忽地呼呼地，大风、飓风、龙卷风吹得我离了地，在天空逡巡，城市和乡村，星辰和山河都在我身旁旋转。我唱“我的歌声飞过海洋/爱人啊你别悲伤/国家派我们到海洋/要掀起惊天风浪……”我也唱“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革命歌曲里头基本不唱爱情，也有几句，“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就属哥哥好。”但是，它们未免太简单了，我觉得还夹杂着打趣，无法表达我的感情。 初恋似乎还意味着北海公园。漪澜堂和白塔，五龙亭和濠浦涧，垂柳、荷叶和小船，都使我们为城市，为生活，为青春而感动。我们首次在北海公园见的面，此后也多次来北海公园。我们在北海公园碰到过雨、雷和风。东四区离北海后门比较近，常常有团日在北海举行。有一次一个中学的团员在那里活动，轮到我给他们讲话的时候，晚霞正美，我建议先用一分钟大家欣赏晚霞，全场轰动。 但我们第一次两个人游公园是中山公园，那一天我一直唱《内蒙春光》里的主题歌：“草儿哟青青，溪水长，风吹哟，草低，见牛羊……”所有的美好的歌曲都与爱情相通。同一天我们一起在西单首都影院看了电影《萨根的春天》。看罢电影，在我幸福得尥蹶子的时刻，瑞芳却说，我们不要再来往了吧。 大风吹得我天昏地暗。 瑞芳情绪波动，没完没了，当然她只是个中学生，她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与我定下一切来呢？一会儿她对我极好，一会儿她说我不了解她，说是让过去的都永远地过去吧，一会儿边说再见边祝福我取得更大的惊人的成就。有一个多月我们已经不联系了，但是次年在北海“五一”游园时又见了面。她事后还来电话说我不应该见到她那样躲避。唔，除了哼哼歌，除了读世界小说名著，除了含着泪喝下一杯啤酒，我能说什么呢？ 是的，初恋是一杯又一杯美酒，有了初恋，一切都变得那样醉人。 我的妻子 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从桑峪来到一担石沟再到三乐庄，这也是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程，与世界万事万物一样。只是三乐庄这边地势低洼，一片盐碱，弄不好颗粒无收，才被公社基本放弃。我们学会了次生盐碱化一词，整天挂在嘴上，找了农学书籍，但仍没有办法。 1961年5月1日，我在宿舍内正在看一本书，忽听到熟悉的声音。是瑞芳，她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穿着我们结婚时我给她买的翻皮正皮两样相拼的半高跟鞋，精神奕奕、仪态从容地带着一盒点心来到三乐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她的到来使我激动流泪而又神经紧张。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她怎么不告诉我就来到了这里！这里哪里是她来的地方！ 说什么好呢？一位和我关系很好，应该算是“难友”的人，分享了芳带来的小点心，同时背后说：“王某的爱人是资产阶级。”还好，没有把她“五一”来访的事提到批评会上。 至少有五件事，我可以将芳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那位俄罗斯女子曾到西伯利亚与自己的丈夫汇合，见到丈夫先吻他的镣铐。第一，她不受侮辱，宁可决裂吃亏。第二，她同坐火车送我去桑峪一直送到雁翅。第三，她曾陪我在1959年的春节去过一趟桑峪给农民拜年。为此她甚至受到亲人的指责，认为她与右派毫无界限，她不惜与一切对我不好的亲人决裂。第四，她此年“五一”节穿着半高跟鞋找到了南苑。许多看过她的书的人看到这里都说她太伟大了。第五，后面要写到的，1963年我决定要去新疆，我与她通电话，她三分钟不到就同意了。此后不但去了乌鲁木齐，还去了伊犁，去了公社和巴产岱大队。 我又梦见了你 到1961年，我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夜班看青，有粮食的补助。 在三乐庄的这个护秋之月，我第一次感到与秋天，与月夜，与庄稼，与星空，与城乡，与坟墓，与虫鸟獾狐，与李白和苏轼，与唐诗和宋词，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与阴历和阳历是这样近这样亲，一种与万物融为一体的感觉，一种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感觉，一种独来独往飘然遗世自由逍遥含泪微笑的感觉，一种既悲凉又凄美、豁达、清幽的感觉太美好了，太美好了，比什么都美好！ 难忘的还有劳动期间的休假生活。休息 时我与芳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到北海前门附 近的茶座上要一点酱油瓜子，喝茶，闲聊， 盛夏则可能点一点冷饮。柳条拂面，水波 荡漾，阳光在头顶的席棚缝隙中与水波 上闪烁。鼻孔里飘动着些微的鱼腥 与荷叶清香气息。我们谈劳动中 的趣闻，谈读书，谈电影新片与最 近流行的歌曲。我们也谈我们的孩 子，我们的家事，计划财务收支与购 物目标，就是经过在北海茶座的商谈， 我们购买了一台郑州产红灯牌两用四 电子管收音机，所谓两用就是它可以 带电唱机，我以为它能让我听到洪 亮的意大利美声独唱呢，实际效果 很差。 而且每次品茗 清谈都讲许多有 希望有趣味的 事情，得出共 同的结论就 是生活可 爱，形势 大好，身体健康，思考有收获，困难正一步步克服，幸福正一点点缔造，明天更美好，前途极光明！ 你可以有大的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也仍然会有小的快乐，西瓜，茶水，买到了便宜的处理货物。反正你应该快乐，你必须快乐，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话。 这是我1989年写的小说《我又梦见了你》的一个来由。 父母离婚我主持 一解放，身为华北大学四部研究员的父亲穿着灰色干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亲不久也成了区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我还以为从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当我知道父亲去了这么多年解放区却并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当我知道父亲在华北大学没有多少事可做，后来应聘到辅仁大学哲学系教书，而且他的课反映并不怎么样的时候，我失望了。母亲在全国妇联幼儿园的工作也没有能坚持下去，很简单，那里太辛苦了。而等到我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父亲又把他的离婚的问题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亲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从一解放起，差不多，总是父亲来找我，来诉苦，来出题目，来讲他的苦衷，讲他这一生有多少潜力被压制着，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这种状况有时候让我痛苦、无奈直到愤慨。为什么我从十来岁就要背起自己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还有上一代人的种种重担！ 从理论上我认定，父亲与母亲离婚有可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可能，离婚有可能成为一种文明，我来操办。我曾与全国妇联幼儿园的杨园长讲过母亲的离婚问题，杨园长提出两点，第一，根据她与母亲的谈话，她认为母亲对父亲不无感情。第二，母亲的年龄正在临界点上，她再老一点就会全心全力地只顾孩子，再年轻一点，她会优先考虑丈夫。现在，她处于两难时间段。我从她的分析中没得到什么帮助。 母亲提出每月50元的赡养费用，我说服父亲一口答应，当时父亲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采取了手段，第一，我答应每月给母亲送去50元后，再想办法要出钱来转手给父亲，至少退“税”20元，就是说父亲应该负担30元左右的费用给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们生活自立为止。第二，我明白，他们二人订的协议并无法律效力，先办了离婚，给父亲以自由，给母亲以尊严，其他的，再说。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确定离婚了，他又似乎依依不舍，和全家，和母亲合影留念，眼泪汪汪，以至于我与姐姐等人以为他不离了，倒是母亲反过来说了点冠冕堂皇的话：这并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谁让我们赶上了旧社会，祝你前途光明远大。 然后父亲匆匆结了婚，不久又闹了起来，其火爆程度不亚于过去。他常常来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大吐苦水：新婚失败，工作成绩不被肯定， 群众关系不佳，钱不够花，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没有社交活动……我不准备再回忆下去了。我得到一个教训，一个男人，尽量不要诉苦，不要把自己的罪过压力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不要搞痛苦与负担的接力传送，转嫁旁人尤其不要把自己的日子过不好告诉自己的孩子。一个男 人一定要咬得紧牙关，不论什么处境，自己起码要扛得住自己。 命途多舛的《青春万岁》 就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出来的时候，我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完稿了。 我为它写了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1956年初夏，我去邵燕祥家祝贺他与谢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序诗，他帮我改了一点，原文在“让我编织你们”之后是“这该多么幸福”，他给改成了“用青春的缨络和幸福的金线，编织你们。”他说，这样也显得整齐一些。他在给我的信里还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 是的，这首诗是成功的，时至2004年5月4日，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是以“青春万岁”命名这场晚会的，而且，在会上朗诵了它的序诗，所有的日子，仍然活着。 而这部书却命途多舛，半个多世纪前，即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定稿的本书，先是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79年后才出了书。时过境迁，这本书并没有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然而，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断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40多万册，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一部不无幼稚的书，却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于一个写作人，应该满足了。 什么叫老百姓？ 队里评先进，其中一个素常带点二杆子(上海叫十三点，北京叫二百五)的名叫库万绰号傻郎的人被评上了。我被生产队叫去写人物材料，发现原始材料中把别人的事迹也往他头上整。我稍显犹豫，立即受到众干部与社员的说服教育：唉呀老王，当然，就是嘛，没错，肯定喽，他是有先进事迹的。你也是有的，我也是有先进事迹的呀！他的先进事迹你的先进事迹我的先进事迹都是差不多的共同的嘛！谁能说你的先进事迹他就不能有？ 最后我差不多相信了，人人可以成为先进，就如人人可以成佛，这有什么不好呢？ 尤其是当上级派了干部来核查的时候，所有的农民都加美言，即使完全未曾与闻此事的人对任何一个人的先进事迹也是张口就来，例如说他拿出自己的莫合烟给大家抽，例如说他见到大渠跑水立即用身体去堵，例如说他给五保户挑水，例如说抢收时节他一次干活28个小时……这些都是现成的，人人合身。君子有成人之美，信然。 这个时期最经常的一个斗争就是社员想方设法赚一点钱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干部们千方百计去制止，堵塞。当时的说法是“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社员们做婴儿摇床，编扫把，砍工具把柄，养家畜家禽，加工奶制品，无非是换几个零花钱。干部和社员大体上采取说一套做一套的办法，说起来都跟着喊，人人反对私活、私心、私利——维语叫做“夏合斯依耶特”，然后大家偷偷“自搂儿”。“自搂儿”这个词，是特定年代农民的一个创造，很形象也很富有动感。再一个办法就是搞以货易货，不 见现钱，就显得合法一些。例如，你卖鸡蛋卖苹果是“资本主义”，你拿着鸡蛋或者苹果到供销社换盐巴、茶叶，就不是资本主义了。 你开会，他迟到，可以迟三四个小时，于是召集会者把开会时间早说两三个小时——本来计划晚八点开会，偏偏通知是晚五点开会，其实五点你到大队部，绝对看不到一个人。人们到得就更晚了，你讲那些未必做得到的事，他睡觉。你点名叫醒了他，旁人见他 那睡眼惺忪的样子哈哈大笑，他突然大声说几句“热烈拥护，坚决完成，三面红旗万岁”的话，气冲牛斗，使召集会议者颇觉受用——这时，他又睡着了。 也许这是一种平衡？这是冥冥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大言与实情、豪言壮语与苟活、漫无边际与 鸡毛蒜皮、天马行空与过一天算一天之间，在理论与实际，政策与对策之间，这只手掌握着也拨弄着。这也算是天道有常吧。 |
| 编辑： 解西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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