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交锋》、《变化》而令人瞩目的凌志军，这次又将视角转向国内IT界的领军企业——联想。在即将推出的新作《联想风云》中，除了解读联想成功的秘密、解密联想企业管理内幕，他更将笔触深入到联想的内部人事矛盾，如备受注目的“柳倪之争”等。据说对于这些内容，柳不仅不避讳，并且十分支持，不知这位一向对此讳莫如深的老舵主，这一次究竟要抖出怎样的包袱。

　　作者简介

　　凌志军，人民日报社主任编辑、主任记者、法学硕士。

　　关于联想

　　“你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企业吧。你一定会感兴趣的。”柳传志请我写一本关于联想的书时这样对我说。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人过于自信，却很真诚。但我没有立即答应，因为我担心如果把一个企业翻个底朝天，很难保证没有什么问题，尤其像联想这样太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后来我作了很多调查，发现在联想历史上，柳传志被调查了很多回。我当时想，这种查法，如果柳传志真正有问题，八次监狱也进去了。
　　最后我答应了柳传志的要求。总的来说，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有两个方面：
　　第一，如果是写一个很普通的企业，我没有多大兴趣，但联想太中国特色了。20年来，它就是中国商业的发展、IT业变化、中国企业改革历程、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特别典型；
　　第二，我想第一次客观全面介绍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它的重要的事情和重要的人物。

　　关于创作

　　联想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些内部会议，允许我不受约束地采访任何人。我和68个人谈了话，包括公司的开创者、老一代和新一代领导人、项目经理和技术人员、第一线的销售人员、流水线上的工人，当然也包括几位因为重大分歧离开联想、甚至与柳传志结怨甚深的人。公司还对我开放了全部档案。走进档案室的时候，我被面前的几十个大铁皮柜子惊呆了。在我接触的公司中，没有哪一家为自己保留了这么完整的历史原貌，包括公司20年来的会议记录、财务报表、业绩报告、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手稿和工作日记、往来信件、传真、政府批文、营销合同、荣誉证、检讨书、法律诉讼案卷、广告文本、图片和音像资料。在我打开这些铁柜之前的许多年里，还没有人如此系统和细致地研究这些尘封的隐秘。我的调查持续了6个月，留下200多个小时的录音和600万字的资料。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关于联想的公开出版物，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了解这家公司的参照。

　　关于本书

　　本书对联想20年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揭秘。诸多广受瞩目的人物和事件的真相终于大白。“柳倪之争”等一系列人事争端实情如何？先后有数位中层管理者被送交司法机关，联想怎样克服“派系斗争”？在民营企业改制纷纷折戟的情况下，联想改制成功了，秘笈何在？转轨时期，柳传志等人如何把握联想的命运？用12.5亿美金并购IBM的PC业务，联想要的是什么？如此种种，这本书都给予了真实、大胆的呈现。

　　柳传志：“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

　　乔健的“知识普及”策略不是1995年夏天中国计算机领域中的惟一话题。
　　刚刚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倪光南迫切希望恢复他对公司的影响力。自从1994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在技术方向的选择中产生分歧，就在公司埋下权力斗争的种子。固守着技术领地的倪光南，现在一点也不愿意帮助柳传志维护那套“领导班子齐心协力”的假象。
　　不断积累的矛盾终于起火。1995年，总工程师倪光南投书中国科学院，指控总经理在公司的投资决策中独断专行，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擅自改为“软件事业部”，这是“取消汉卡”，挟私报复反对他的员工。此外，他检举柳传志涉嫌重大经济问题。
　　当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局长李致洁率调查组来到公司的时候，人人都为柳传志能否过关捏一把汗。这已经是第二个调查组了。
　　柳传志平生遇到的危机无数，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叫他痛苦和紧张。他觉得委屈，不得不用全神贯注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让他讨厌的事。当他知道中国科学院的高级领导们将召开会议讨论联想的问题，立即写了一封信，要求做“一个书面发言”。在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做了一番辩解之后，柳传志拿出了与倪光南势不两立的姿态。“我和倪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了，我无法再和他一起工作。”他写道，“作为总裁，我将向董事会提出免去他总工的职务，同时请院领导考虑免除他联想集团和香港联想董事的职务。”
　　柳倪之间发展到势不两立，让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左右为难。他曾试图采取“和稀泥”的办法维持二人的关系，但是每一次都不成功。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公司大局还是从事实本身的曲直来说，倪光南全都处在不利地位。他输掉了这场对抗，而且输得很惨。1995年6月30日上午，董事会把公司200个干部召至六层会议室，周光召派李致洁来宣布中国科学院的调查结论，曾茂朝则以董事长的身份宣读董事会的最新决定。此决定后来存入公司档案，编号为“联董字(95)001”：
　　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柳传志在会议之前已经获知自己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他的讲话本来富有激情和个性，而这又是其中最具有感染力的篇章之一：
　　感谢院调查组为我的问题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给了我一个清白的结论。
　　自1984年开办公司以来，我们经过的风暴无数，本来面对着用心血凝铸起来的联想大厦，创业者们应该感到欣慰，并为互相的友谊和信任而感到自豪。然而正当公司高速发展，格外需要领导者精诚团结的今天，出了现在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在去年3月份总裁室开工作会的时候，在倪光南同志把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和他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是联想大厦的基石，希望他能够为了联想的前程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这封信，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当时真是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想起当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我们的汉卡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公司上下近乎疯狂的喜悦；我想起1989年元旦，全公司的大会上我带领北京联想的全体员工遥望南天祝愿倪总在香港开发286主板获得成功，那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我不知道老倪是否还记得当发现QDI的芯片在主板上不能使用急得嗓子都哑了的样子？是否还记得1988年的春节联欢会上总裁室全体在舞台上互相调侃引起的欢笑？这一切在我都是刻骨铭心的。
　　柳传志说到此处开始抽泣。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在他们的眼里，老板始终是个硬汉形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流眼泪，甚至完全不能想象这样一个人的感情大厦也会有崩塌的时候。
　　柳传志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把话说完。他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实在没有做出对不起倪光南的事。他说自己每当新的公关部长就职时，就会提出明确的要求，“公司只宣传倪总。”他从来不肯在公开和私下说一句对倪总不利的话，而在倪光南和其他人的冲突之中，他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说：“如果再和倪总发生矛盾，不论什么事情都是你错。”他说他看到“这个同志点头的时候，两眼含满了委屈的泪水！”但他还是“硬着心肠”站在倪光南一边。又有一次总裁室决定让副总工程师曹之江去做总工程师办公室的主任。倪光南刚刚表示不满，他便立刻改变决定收回成命。他还第一次告诉大家，他把科学院奖励给自己的一套住房变成了“科学院奖给倪总的”。在叙述了这些事情之后，他试图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的可悲之处是把和他的关系的位置估计得过高，而不敢想象和其他同志一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当着公司全体干部的面，也当着倪光南本人，柳传志坦率地承认，他曾经为两人之间的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但是到了最后，“我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因为“我逐渐明白过来倪光南把矛盾升级到了向院领导告状，把矛盾的性质逐渐推到了一个对抗性领域。”
　　……
　　今年（1995年）当院调查组又一次根据倪光南同志的控告对我进行调查时，我的态度一度是有些消极的。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了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院领导、调查组的同志给我做了很多工作，明确表示对我的信任，总裁室的同志也积极支持我的工作。我在这里明确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的事业，是国家的事业。
　　今天我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11年了，让我的眼泪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请大家原谅！

　　倪光南：“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

　　目睹柳传志的情不自禁，倪光南丝毫不为所动。他显然并不认为有什么事情值得柳传志伤心。“那只是表演”，他后来对一个记者这样说，“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他在会议之前曾经表示，希望董事会不要召开这个会，而他愿意以健康的原因辞职。但是董事会更希望让员工有个机会了解事情经过，以便驱散笼罩在公司头上的那片乌云，所以坚持召开会议。
　　现在轮到倪光南发言。他缓缓起身，面无表情，手里没有讲稿，说话音量不高，语气平和，就好像刚才宣布调查的结果、撤职决定，以及那么多人的讲话都和他无关：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以前学的计算机，也学过无线电，所以我刚开始工作时只会做硬件。但是后来环境有变化，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国外每个人有个终端，这样我就可以在终端面前学习很多软件的东西。回国以后慢慢地适应，就转向软件方面。所以我觉得工作环境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我这次因为被免去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这次科技大会，我觉得最大的体会是我们整个新时期的目标就是科教兴国。我认为责任不同，岗位不同，能力不同，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全心全意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这个大目标，特别是我们联想集团肩负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责任。所以我们作为自己来讲，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在场的人全都等着他检讨自己或者回击总裁，但是直到最后几句，才可以算是回应柳传志的讲话：
　　最近因为公司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从不同的渠道外面有些反映，也问我。我回答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因为据说院领导在考虑分配工作的问题。我希望能将意见反映到院里，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
　　董事会信奉“家丑不外扬”的信条，不想把这件事弄到公司之外，可是敏感的记者早都看出情况不对。他们不仅追逐此事的来龙去脉，还试图看穿一切。最后这一事件被归结为“市场派”和“技术派”之争。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道路的必然冲突。《知本家风暴》一书中写道：“在这一冲突中，最初技术派总是处于下风，于是，总工程师出走，成为中国知本市场一道独特风景。”尽管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结论，比如曾茂朝就认为北大方正就是“技术领袖不断赶走总经理”的局面。不过，大多数人在当时都会承认当日中国的确有“市场派”和“技术派”之分，两者之间也的确存在冲突。
　　公司高层领导者之间的冲突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常见的事。我们国家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争端本身，而在于解决争端的方式中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其情形有如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和曾茂朝的一段对话，虽然不那么堂而皇之，但却有可能切中要害。
　　周光召说：“你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曾茂朝说：“我搬起石头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它会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