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10日，知名画家陈逸飞在上海华山医院因肝脏出血抢救无效去世，人们在叹惋中更多的是遗憾，因为第二天原本是他计划做肝移植手术的日子，如果手术能顺利进行，这位画家的生命也许会被延长下去。
　　4个月后，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演员傅彪也在人们的叹息声中离去，尽管傅彪的病情早就被媒体公诸于众，但人们还是感到突然，因为在此之前，傅彪做了两次肝移植手术，他似乎应该活得更长久一些。
　　由此，人们不禁要问：器官移植的治疗方式是一项成熟的医学技术吗？它是否真能给危重病人带来生的希望、给生命带来奇迹呢？

　　□多年来，人类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随心所欲地更换人体内受损的器官，就像给汽车更换一个已经磨损的零件一样方便，事实上，科学家们一直在为此努力。

　　从1954年第一例移植手术成功以来，全世界已经有至少100万曾经被死亡阴影笼罩的人，通过器官移植重获新生，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小型城市的人口总数。
　　然而，人类最早的器官移植的想法并不是为了治疗疾病，而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和对动物能力的向往。
　　现在，美国器官移植学会的吉祥物，就是取自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怪兽，这个名叫喀麦拉怪兽的脸是狮子的外形，身子是羊，而尾巴是蛇的形状。

　　□最早把器官移植跟疾病联系在一起是在公元前3世纪，在中国古代的《列子·汤问》一书中，曾记载过神医扁鹊为两个病人互换心脏的故事。

　　这也是国际公认最早的关于器官移植的文字记载。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心脏移植必须具备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在2000多年前是根本无法达到的，比如血管的缝合需要非常细的线和很精密的技术，换取心脏时要停止血液循环，这些在当时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医学史上公认最早的组织移植试验，是从18世纪英国实验外科的先驱约翰·亨特尔开始。他曾经用鸡做了一个实验，成功地把鸡的脚移植在了鸡冠的部位。在这之后，很多科学家开始在动物、甚至人的身上做组织移植的实验，有些实验也获得了成功。
　　当人们开始尝试移植器官时，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器官移植首先要把器官的动脉、静脉和各种功能性管道切断，然后还要把这些细微的管道重新接通，这种重新构建的工作无疑需要很精细的工具和十分高超的技艺才能完成。在18、19世纪，还没有医生能够有这样的技术来完成器官移植。

　　□1902年，一个名叫卡雷尔的法国人突破了这个瓶颈，卡雷尔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他发明了血管的三点缝合法，也就是血管的重建技术。

　　卡雷尔把两条血管的末端三等份分开，对接折叠，再用极细的针和线缝合，使血管内壁光滑，血流畅通，当时还没有细尼龙丝或是更好的缝合材料，卡雷尔用的线是护士的头发，针是手工制作的，非常精细。
　　在血管修补和重建技术产生后，各种器官移植的实验就开始了。
　　卡雷尔是最早尝试在动物身上做心脏和肾移植的医生，虽然手术顺利完成了，但不久之后，被移植的动物都相继死亡了。
　　其他的科学家也遭遇到这个难题，实验中动物的死亡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人们对器官移植的热情也一度冷却下来。

　　□揭开这个谜团的是英国的医学生物学家彼得·梅达沃。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由于凝固汽油弹、喷火器等武器的使用，战场上严重烧伤的病人随处可见。

　　作为主管医生的梅达沃接触到一个在轰炸中被严重烧伤的病人。他决定给这位烧伤患者移植两种皮，一种从志愿者身上取下的皮肤，另一种是从患者本人身上取下的皮肤，开始这两种皮肤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几天以后，来自志愿者捐献的皮肤便受到了排斥，于是他想到，如果从同一个志愿者身上再取下第二批皮肤来进行移植，那么这些皮肤的命运将会是怎样呢，结果证明，第二批异体移植的皮肤立刻遭到了身体的排斥。
　　当时的另一位主管医生皮特米德瓦一看到这些现象，基于他当时对一些免疫学相关的早期的研究和实验，他很快发现这个现象一定是活性免疫反应的结果，通过这个例子就把免疫和移植血液挂上钩了，而后在实验室做了大量的实验，证明确实如此。
　　免疫反应是人体的一种自然反应，它攻击并摧毁入侵身体的异物。对于由细菌引起的疾病，免疫起到了非常有效的防御，但不幸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并不会加以区别，对所有外来异物，哪怕是用来拯救生命的移植组织和器官都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排斥。
　　彼得·梅达沃继续在实验室做了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在组织器官移植过程中的确存在免疫排斥。
　　但是，梅达沃和其他很多研究者都无法找到完全解决它的办法。

　　□由于免疫排斥的问题，器官移植的临床实验一直没有进展，直到1954年，美国外科医生约瑟夫·默里成功地在一对同卵双胞胎兄弟间完成了肾移植。

　　理查德和罗纳德是一对孪生兄弟，哥哥理查德的慢性肾炎已经危及生命，为了挽救理查德，弟弟罗纳德毫不犹豫地同意捐出自己的一个肾。
　　当时，默里医生选择这对兄弟进行试验，主要考虑到了免疫排斥的问题。因为在这次手术之前，美国的另外一家医院已经做过活体的肾移植手术，一个母亲将肾脏捐给自己的儿子，虽然手术很成功，但由于排斥反应，她的儿子在手术后21天去世。而同卵双胞胎，是一个受精卵分裂成的两个相同的个体，由于基因相同，因此发生排斥的几率应该会小很多。
　　正如默里所料，移植非常成功，哥哥理查德活了8年多。1963年，理查德由于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但去世时体内的肾功能保持完好，弟弟罗纳德一直存活至今。而在此之前，器官接受者最长的存活记录仅是1个月。
　　这例手术也成为医学史上首例获得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
　　1990年，默里因为在器官移植上的突出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科学家们认识到，移植技术如果不解决排异的问题，它的使用价值将非常小，不可能成为常规的医疗服务。

　　第一例肾移植成功的关键在于巧妙地回避了免疫排斥的问题。然而，大部分需要移植的病人所能得到的器官都是会引发排异反应的，非双胞胎的移植手术接二连三地失败了。
　　要想解决移植中的排异问题，就必须抑制病人免疫系统的功能，在当时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使用硫唑嘌呤类药物让免疫系统中毒，硫唑嘌呤是从致命的芥子气中提取出来的，在战争期间，它常常作为杀人的武器。另外一种方法是用大剂量放射线照射来破坏患者免疫系统。
　　1959年，默里医生曾经用这样的方法使得非同卵双胞胎间的肾移植获得成功，但是不久，他发现这种方法同样非常危险，甚至容易引起癌变。
　　因为无论是大剂量的放射性的治疗，还是使用硫唑嘌呤，都是对人体的整个免疫系统进行摧毁，而整个免疫系统受到影响后，人体的抵抗力就变得非常弱，对外界的感染根本没有抵抗力，很多人就死于这种感染。
　　早年的器官移植中，如何避免感染而死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器官移植的存活率只有20%，大约每5个接受移植的病人中，只有一个能同时避免排异和感染，侥幸活下来。
　　科学家们开始研究如何克服免疫机体针对移植器官发生的反应，同时又不彻底损害摧毁肌体的抵抗力。

　　□1970年，当瑞士山德士药厂的一个研究人员在挪威的哈单格尔高原度假时，他出于职业习惯，随手从这块不毛之地带走了一小袋土壤，却不成想，正是这袋土壤演绎出医药发现史上一段传奇的故事，而移植医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即将来临。

　　这袋土壤很快出现在山德士药厂的免疫实验室里，研究人员从这袋土壤样品里分离出一种新的真菌菌株，数字代号为24-556，它就是日后轰动医学界、改写了移植历史的环孢素。
　　1976年4月，在英国免疫学会会议上，山德士药厂免疫实验室主任金波尔教授报告发现了一种新的抗淋巴细胞药物。
　　这个消息引起了剑桥大学罗伊·卡恩教授的极大兴趣。24-556被送到剑桥并在那里进行了动物实验，结果是爆炸性的：使用环孢素的动物与使用传统药物的动物相比，平均存活时间超过10倍。
　　1978年10月，在罗马召开的第17届国际移植协会大会上，罗伊·卡恩教授的实验报告再次证明了这种药物的神奇效果。
　　环孢素使器官移植的生存率从20%多变成了80%多，它能够控制绝大部分的移植器官躲开正常的排斥反应。
　　卡恩因在器官移植免疫学领域突出的贡献被称为免疫抑制治疗之父，他被英国皇家授予爵士称号。
　　很快，环孢素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并一直延用到今天。环孢素的出现使人体器官移植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迄今为止移植领域一个最大的突破。
　　在环孢素之后，很多免疫制剂也被陆续开发出来并被应用到临床治疗上，加速了器官移植的发展，到2006年年底，人类已经完成除大脑以外所有器官的移植。

　　□然而，器官移植到今天，还远远没有成为常规的治疗手段，只有不到1%的手术可以进行，器官移植的医生们还不得不面临手术以外的其他问题。

　　专家介绍说，目前临床器官移植发展到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供体问题。现在无论哪一个国家，需要器官移植的人数都要比能够提供器官移植的人数要多得多。器官移植供体短缺，已成为器官移植开展以来全世界各个国家普通存在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在愿意捐献器官的人群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可能成为供体，因为捐献者必须符合一系列严格的医学和法律上的标准。医生要首先通过检查，确定供体是健康的，然后还需要对供体进行免疫系统的配型，以免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捐献者的血型必须与接受者相同，捐献者与接受者的组织类型必须具有相容性，除此之外，器官的分离和移植也必须快速进行，因为处于缺血状态的器官存活的时间很短。

　　□1968年，《脑死亡标准》首先在美国被提出，它的科学依据来自于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小组，他们发表论文宣称脑死亡者不可能回复重生。脑死亡为某些器官的移植提供了可能。

　　人的死亡并非发生在刹那间，人体犹如一架协调的机器，即使是生命的终点，各个器官与细胞也是有条不紊地凋落。
　　一个人一旦死亡，心跳停止，24小时以后他的皮肤细胞还活着，指甲、骨髓放48小时还会生长。死亡最重要的定义在于它的不可回逆性。
　　医学研究者需要找到一个点，所有医疗措施都不能再挽回生命的点。数千年以来，人们一致认为这个点是心跳和呼吸的终止，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脑电波显示等仪器的出现，沉默的大脑也在显示屏上表现出自己的活动。
　　1959年，科学家首次报告了脑死亡现象。
　　一般正常人生病死亡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心跳停止，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面，比如说车祸或者致命的脑血管疾病，死者的心跳不会停止。
　　通过人工呼吸机来维持，呼吸和心跳依旧，但病人再也恢复不过来了，一个人的脑死亡，就意味着这个人无可挽回地死亡，但是脑死亡并不像心脏死亡那样直观而容易判断。
　　1968年，《脑死亡标准》首先在美国被提出，它的科学依据来自于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小组，他们发表论文宣称脑死亡者不可能回复重生。
　　脑死亡的概念提出之后，1971年，芬兰第一个从法律上接受了这个死亡标准。紧接着，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挪威等国也先后接受脑死亡的标准。
　　在纱穆维的研究小组里面有一个来自南非的进修医生，名叫克里斯蒂安·巴纳德，这个名字注定将轰动整个世界，因为巴纳德把纱穆维的心脏移植技术带回了南非。
　　1967年，在南非的赫罗特斯基医院，他成功地为一名男子实施了心脏移植手术，器官来自于一个因车祸脑死亡的女性捐献者。
　　这是全世界第一例人体心脏移植手术，轰动效应非同小可，默默无闻的巴纳德一夜之间声名鹊起。
　　因为人只有一颗心脏，而且不可分割，所以活着的人捐出心脏，这的确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而只有脑死亡的人为心脏移植提供了可能。
　　而对于肾脏、肝脏这样的器官，全世界已经有很多活人捐献的病例。为了更容易配型，捐献者通常是病人的家属，他们为亲人捐出一颗肾脏或者一部分的肝脏，这样的移植被称为亲属活体移植。
　　在欧美，亲属活体肾移植病人的存活期普遍可以达到18年左右。
　　尽管亲属活体移植使一部分患者获得了新生，但供体短缺还是临床器官移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科学家们正在寻找其他途径，有人正在试图从猪或其他动物的身上获得器官，有人寄希望于器官克隆和干细胞，还有人在研究制作人造仿真器官。
　　20世纪是器官移植的世纪，器官移植是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它给了无数人再次生命的契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突破了技术、免疫和供体三大难关后的移植，将成为一种常规的外科手术，相信会有更多濒临死亡的病人可以再度精彩地活下去。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1月12日-14日21：25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