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我们热爱和平》的年画，居然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一年里就发行了245万份；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一本本挂历，成了人们逢年过节送人的最好礼物……
　　时间，在一张张发黄的年画里流淌，在一页页挂历的翻动中流逝，风风雨雨的过往和难以忘怀的岁月，依旧在年岁风景的诉说中。

　　□1950年的春天，有一张叫《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年画，被贴在了中国城乡家家户户的门上。
　　《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表现的内容是，劳动模范赵桂兰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她是为了保护工厂的财产不受损失而负伤的。
　　这幅作品从一面世就一直受到美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一幅“民间年画，也是延安时代以来的新年画进一步发展的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后来，这幅作品出版发行在百万份以上，并不断参加出国展览，而且在各时期的总结报告中都是工作业绩和艺术成就的重要例证。
　　1950年的春节，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神州大地百废待兴，亿万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人们把摆脱压迫的喜悦化作了建设新中国的动力，每天的新人、新事、新思想层出不穷，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呈现出了令世界瞩目的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为了反映这种变化，文化部在开国大典后不久就作出了开展新年画创作的重要指示。于是，一大批新年画应运而生，画家们也纷纷响应号召，深入生活。
　　当年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的林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
　　林岗说：“在报纸上看到劳模大会的消息，就起了画劳模的念头。”
　　但是，林岗并没有在现场看到毛主席接见劳模的情景，所以，要真实地再现当时的情况，必须想办法进入中南海，感觉当时的场景和气氛。
　　林岗当时是找同学想办法进入中南海会客厅的，回来后凭着感觉，完成了这幅画。
　　□年画从这个时候起，开始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许多人都能从年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
　　刘占泉，今年51岁，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开了一家小铺，是个宣传画的收藏爱好者。在他收藏的几百张画里，几乎张张都有故事，有一张画，始终是刘占泉心中的一个遗憾。
　　那幅画是《我们热爱和平》，已被撕成了四片。
　　这是刘占泉始终在寻找的一幅宣传画，也是一张为数不多的由摄影照片印刷成年画的作品。
　　在1952年，几乎每家每户都贴着这张年画，画面上是两个小孩抱着和平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境内，支援朝鲜人民抵抗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
　　在雄壮的歌曲旋律中，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分三路进入朝鲜作战，正像歌词所说的一样，“保祖国，保和平，就是保家乡”，保卫和平成了那一年最突出的主题。
　　《我们热爱和平》这张年画是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第二年的时候，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的，在那一年，这幅画共发行了245万份，约占当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画发行量的五分之一。
　　如今，画中的小女孩孟运，已经是一位58岁的退休教师了。
　　55年前，妈妈带她去幼儿园，恰好一位摄影记者在那里拍照，选中她做模特，拍下了一张照片。
　　孟运是幸运的，那一年她成了中国的明星，不久，更大的幸运降临到她的身上。
　　孟运回忆说，在国庆节，毛主席摸着她的头说：“现在全国都挂你的照片呀。”
　　当时，这张照片还被做成了许多书的封面和明信片。
　　那时，几乎每个志愿军战士都认识了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因为所有给志愿军的慰问信里都夹了这张代表祖国未来的照片。
　　□几年以后，一张名为《同志，你为除四害做了什么？》的年画，给很多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画家李琦回忆说：“那时候，我上中学，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最主要是打麻雀，交老鼠尾巴。打麻雀交麻雀腿，两条腿算一只；老鼠交后面的尾巴，不能剪断。”
　　当年“除四害”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声势可谓波澜壮阔，人们爬上屋顶，摇旗呐喊轰麻雀，脸盆、铜鼓，能发出声响的家什都成了武器。
　　据不完全统计，在1958年，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内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
　　让现在的人们惊奇的是，麻雀居然没有在这场全民战争中消亡，反而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却日趋减少了。
　　□解放军战士是上世纪60年代最可爱的人，于是，军装就无可争议地成了那个年代的时装。
　　那时，年画的主角换成了一位解放军战士，他，就是雷锋。
　　雷锋是沈阳军区某司机班的一位战士，一生做好事无数，1962年因公殉职。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于是，学雷锋运动在神州大地上蓬勃开展起来。
　　这时年画上的主角们常常是一身戎装。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张年画，题目叫《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画面是一个女民兵，拿着枪，握着《毛泽东选集》。
　　穿军装拿语录照相，是当年最为时尚和荣耀的举动。从那时人们的相册里，我们会发现许多这样的照片。不爱红装爱武装，军装成了当时人们最想拥有的服装。
　　穿军装，戴袖章，天安门前照张像，这是当时最流行的，整个中国，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
　　这种情况到了70年代有了改观，当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时，中国人的服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是这样描述的：“在中国，每天上午，从5点30分到7点30分，马路染上了一片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衣人骑车上班，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占领了整条大街，整个城市那种感觉就像是8000万蓝色中国人在你前面走过。”
　　□除了年画，另一个伴随当时的人们欢喜过年的就是挂历了。
　　我国传统的挂历是由年画转变而来，在明代，出现了在年画下边印上年历、月历的形式，这就是挂历的雏形。到了清朝，挂历的形式就这样正式确定了下来，一直流传至今。
　　宋广福是河南省淮阳县工商银行的一名普通干部，从1975年参军入伍，他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不同时期的挂历。现在，他收藏的挂历已经达到了13000多本，这一本本大小不同、内容各异的挂历，如同岁月的年轮，记录着风雨的沧桑和时代的变迁。
　　宋广福收藏有1918年的挂历，这时的挂历都是单页，也多是由当时的外国企业制作的，画面的内容以美女画像为主。
　　后来，挂历上又出现了商品广告。
　　建国后，我国也印制了许多挂历，挂历采用了人们常见的12页，内容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这个时期的挂历并不是挂在普通百姓家的墙上的，大多数是作为对外宣传的礼品赠送给国外友人，因此，挂历上的说明文字都不是中文。
　　挂历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1978年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电影也进入了辉煌而骄傲的年代，一大批优秀的影片相继上映，在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冲击和参照。
　　1980年，被中断多年的电影百花奖重新恢复，凭借在电影《小花》、《瞧这一家子》中的精彩表演，陈冲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刘晓庆获得最佳女配角。在颁奖后，她们留下了一张照片，两位演员的服装并没有精心准备，发型也有些凌乱。中国电影出版社的摄影师郭传宝为她们拍下了这张照片，并且由出版社制成了挂历出版。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张照片，竟将中国挂历的发展推向一个高潮。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的娱乐方式主要是电影，电影演员成了当时的时尚人物，而作为时尚窗口的挂历，也把镜头对准了电影明星。挂历上的风情万种，渐渐演绎成了现实生活中女人们对时尚和美丽的不懈追求。
　　有一本1983年的挂历，上面集中了当时几乎所有人们熟悉的演员，没有华丽的服饰和精心的化妆，她们带给人们的是纯朴和清新的气质。
　　人们通过电影认识了演员，而挂历则借助演员的明星效应走进了千家万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挂历的发行进入了鼎盛时期。那时候，仅北京的挂历印刷品种每年就近百种，印数超过千万册，相当于每人一本挂历。
　　我们记忆中的文化和历史，是靠许许多多不同质地的碎片组接起来的，挂历，是这些碎片中的一种。1989年，许多家庭曾挂着一些以展示服装为主的挂历，这些服装往往是当时的外贸产品，一般民众无法享用，爱美的女士们便举着挂历找裁缝去做。
　　1991年，陈娟红一举夺得第二届中国超级模特大赛冠军，这是第一次和国外合作的模特大赛，就连评选标准也是国际标准。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挂历上的时装模特照片，开始铺天盖地，她们的举手投足也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
　　□1994年，泳装挂历出现了，早已经过无数次模特大赛洗礼的中国人，对此表现出了足够的平静。
　　可如果倒退10年，这样的泳装照就连处于时尚前沿的电影演员们也不能接受。
　　当年，演员们最终没有穿上摄影师郭传宝好不容易买来的比基尼，而是换上了传统的泳装，即便如此，那些照片也是在3年后的1987年才得以发表。
　　如果说这种改变是一种浸润的话，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的人体油画大展，便是一种爆炸。
　　中央电视台在展览的当晚，播出了这条简短的新闻，在平静的解说后面，却是亿万观众掩盖不住的兴奋和热情。
　　展出的盛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前来观看展览的人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不但加开了夜场，而且原定两周的展览又延迟了一周，参观人数高达22万人。
　　这时的泳装挂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并不新鲜了。演员们在拍摄时会毫不犹豫地穿上郭传宝带来的比基尼，而这还是他10年前在友谊商店用外汇券购买的。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日趋多元化，千篇一律的“美人头像”渐渐退出挂历的舞台，挂历的题材和样式前所未有的广泛。
　　带着不同的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人们可以尽情选择自己喜爱的挂历，甚至可以把自己或家人的照片制成挂历，并把它作为新年的礼物送给远方的亲人。
　　在电子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年画和挂历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它给我们留下的却是挥之不去的记忆……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11月16日21：25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