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文件、档案、履历表、证明、工资条、照片等这些被很多人当做废品处理的收藏品，虽无法像艺术品那样来衡量价值，但它们往往浓缩了复杂的人生经历，在不经意间记录着历史的细节……

赵庆伟正在整理收藏资料

一张工会入会志愿书

李振盛在为王进喜拍照

青春飞扬的雷锋

　　□七八年前的赵庆伟是位颇有成就的企业家，如今他却成了一个另类收藏家，从1996年进入收藏界，10年来他从没按规矩出过牌。按赵庆伟的说法，现在还没有人能在文档收藏的领域内和他相抗衡，他想将自己的收藏整理出书，为过去的历史加上细微而独特的注脚。
　　凌晨3点，城市还在沉睡，赵庆伟已经在路上了，每周六到京城东南的潘家园旧货市场，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10年。在京城收藏圈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赵庆伟，因为他很特别，他收藏的不是古玩器皿，而是一般人都视为垃圾的“废纸”。
　　周末的潘家园是京城里最拥挤的地方，赵庆伟关注的都是些没人要的旧文件、旧档案，在收藏这一行里，大家称这些东西叫“纸片儿”，这些平常人眼里的“废纸”到了赵庆伟手里都是宝贝，每次来，他都不会空手而归。
　　不仅如此，京城里很多收废品的都是赵庆伟的下线，他们经常将这些无人问津的“纸片儿”送上门来，赵庆伟收货的方式也很特别，他是以麻袋、甚至是以“吨”来计算货物数量的。
　　赵庆伟收藏了大批早期的文档资料、名人手稿、画稿、书信、日记等，如今他的藏品已装了整整4个仓库、8个集装箱。他平常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自己的库房里整理纸片，独自享受发现的快乐。
　　赵庆伟介绍说：“在我的收藏里，文稿、文档是一个大类别，总数量不下几十吨、数千万页，我对其中的一小部分进行了整理，已经发现这里面有不少极具价值的东西，而且大都与组织有关，像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的文件，有马烽的、孙犁的、黄宗英的、贺敬之的，等等。”
　　这些表格是孙犁、黄宗英、周建人等人亲笔填写的，日期是1949年7月2日。
　　在这一天，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824位文化名流云集北京，它标志着中国7万多名新文艺工作者，以及分布在广大城乡的旧戏曲和曲艺人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组织起来了。7月19日，大会的最后一天，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一个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文艺工作者的全国组织从此诞生了。
　　大会闭幕后，全国美术、文学、音乐、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相继成立，当从旧时代中走过来的艺人们开始用他们新身份的时候，心中充满了自豪。
　　曲艺名家关学增回忆说：“我从讲习班出来，碰到一警察，那时候那些警察都是旧社会留用的，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文艺工作者。‘什么？文艺工作者？你说你是做什么的吧？’我说是唱大鼓的。他就说你说你是唱大鼓的不就得了么，还‘文艺工作者’。”
　　□新中国将社会各阶层人民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建立起各级工会、农民协会、青年团、学联、妇联、街道居民委员会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
　　57年前，当时新中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进行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造，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1952年，山西省平遥县的一位炊事员填写了一份工会入会志愿书，这年他65岁。当时，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可以申请加入工会，工会是全国最大最有权威的群众组织之一，而工人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团，劳动者就是主人公，主人公就是劳动者。在任何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人们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奋发图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他们共有的理想。
　　同时，在远离城市的乡村，虽然对工业化的感受还相当陌生，但他们也正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到1952年底，农民自愿组织了830多万个互助组和3600多个初级社。
　　赵庆伟的藏品里有一张当时的供销社社员证，这个农民成为了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社员，他的入股金额是旧币3565元，虽然折合成后来的新币只相当于三毛五分钱，但它却反映了农民们融入集体的愿望。
　　此时的中国正在逐步展现它新生的魅力。中国的老百姓，以往常被讥笑为“一盘散沙”，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将社会各阶层人民以空前规模组织起来，农民有供销社，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青年儿童也有属于自己的组织，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了各自的归属，随时可以动员起来协助人民政府完成各项工作，改变了过去那种散漫无组织的状态。
　　□为了让已归到各级组织的人们充分享受到新中国的温暖和各种保障，建立统一的薪金制度就成为国家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
　　针对解放初期的实际情况，新政府曾经草拟过不同的工资制度的标准。
　　赵庆伟指着一份解放初期中央政府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在全国统一实行低薪制的拟议草案》介绍说，这个草案对各个级别的工资待遇都进行了详细划分，按这个草案的设想，当时的区县长最高待遇相当于360斤小米，省长最高是943斤小米，而国家主席每月的待遇是小米1068斤。
　　1952年的9月6日，一位工人因为疏通下水井而获得一笔60000元的收入，相当于新币6元钱。
　　在一张由别人代写的收据上，时传祥留下了两枚清晰的指印。
　　时传祥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之一。那是一个并不久远的年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那个时期的人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心中的感情，他们拥有火一样的热情和绝对无私的奉献精神，打仗做英雄，劳动当模范，成为了那一代人自觉自愿的做人风尚。
　　当时正是共和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年轻的新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决定了这将是一个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号召的偶像年代。艰苦朴素、舍己为人、自力更生、献身国家是这一时期英雄人物的共同特征，在国家组织的精神号召下，劳模不断涌现，英雄层出不穷：环卫行业学习时传祥，服务行业学习张秉贵，工人学王进喜，部队学雷锋，每个行业组织都有自己的领军人物。
　　到1956年之后，全国国营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开始实行相同的八级工资制。当时，学徒工的月收入为18元钱，大学毕业生定级后的工资收入是56元，而八级工的最高收入是99块钱。
　　□1997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摄影家李振盛在潘家园意外地发现了数以万张被当做垃圾回收的老照片。
　　从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英雄到经济建设时期的劳动模范、生产标兵；从60年代的雷锋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勇士到女排的姑娘们，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就浓缩在这一张张照片中。
　　和赵庆伟一样，摄影家李振盛也是经常流连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众多淘宝者之一。
　　作为历史影像的记录者，李振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拍摄过上百位先进人物和英雄模范，其作品获得过许多国际大奖。他用镜头凝固了历史瞬间，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找着和历史息息相关的资料。
　　1997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李振盛有了意外收获。他在一个摊贩那里发现了好几麻袋各种尺寸的老照片。问摊贩是哪来的？摊贩说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搞影展的入选作品、获奖作品和参赛作品，最后大概多少年的积压以后，装了麻袋当破烂卖的。李振盛凭借着他40多年职业摄影家的敏感，立即把这些老照片全部买下。后来一称，有530多公斤。
　　从那以后，李振盛在家开始对这些照片进行分类、整理和研究，同时也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收藏生涯。
　　李振盛收藏的这批珍贵照片有5万多张，绝大多数是上个世纪中国摄影家的杰作。这些照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示了一幅20世纪后50年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历史画卷，也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人们在组织的号召下奋斗拼搏的侧影，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凝固的瞬间中感知到那些曾经熟悉的岁月的表情。
　　在李振盛看来，历史应该是伟人和重要事件、再加上平民百姓的历史经历合成才能是一部完整的民族历史，也是一个完整的共和国的历史。
　　□有两张照片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照片中的青年骑着摩托车，脸上纯真而又细腻的表情，流露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和眷恋。
　　追求时尚是青春岁月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照片中的年轻人也喜欢时尚，但他比同龄人更多了一种高尚的品德，他就是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雷锋。
　　一场学习雷锋的运动从上世纪60年代起遍布神州大地，而雷锋的名字也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成为好人好事的代名词。雷锋闪光的语言和感人的事迹不仅成为部队战士的榜样，也成为农村、工厂、机关、学校等各行各业竞相学习的楷模。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来说，那时他们都会参加一个共同的组织———学雷锋小组。
　　作家石钟山回忆说，每个小组放学后，学校规定必须做三件或者两件好人好事。有的到养老院或者到一些工矿企业帮助打扫卫生，有的帮助交通警察维持一下交通秩序，或给有困难的同学补课等等，这样的现象非常多，是那个年代很普遍的一种行为方式，大家都觉得以此为乐，以此为荣。
　　今天，我们从雷锋的照片中还能追寻到40年前灿烂的微笑和热情的身影，雷锋作为时代的象征和品格至今仍然影响着许多他的同龄人。虽然时光流逝，但这些黑白影像依旧能将人们带回到曾经有过的多彩的青春岁月。
　　雷锋纪念品收藏家董兴喜认为，这是一种情感收藏，它是一种精神产品，不可能用其他的一些古董的东西和那种多高的价值来衡量它。再过多少年以后拿出来，这确实也是一件真切的、又是历史遗留的痕迹。而且这个历史，应该是我们很多人走过来的，是我们这个国家走过来的历史。
　　当逝去的岁月都已成为追忆的时候，人们已经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个性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包容和尊重，在越来越多的机会面前，时代完成了它的转换。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