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刘献庭《广阳杂记》的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这个有心人由此悟出，大概泥土中的碱性性发生了作用，使糖色变白。白糖就这样被发明了。——你要想成为季羡林，就得不停地把握黑糖变白糖的机遇。

　　在北大各系中，东语系培养的官员最多。有数字为证，譬如说外交部门，截至1996年，出身于东语系的特命全权大使，就有12位之多，曾出使世界25个国家。这是很骄人的业绩。他们之中，或许有成就超过叶公超（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后弃教从政，当到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的，但是我敢断定，没有一个成得了季羡林。
　　据统计，季羡林在东语系执教逾半个世纪，有弟子五千，堪谓桃李满天下，内中跻身专家、学者行列的，比比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发现哪一位的学术成就，能与季先生相比，更不用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是弟子们先天不足？有这方面的因素。东语系自1946年创建，至1949年扩大，普遍招生也就从扩大时起。那时候的考生，像季羡林当年，小学就奠定古文和英文基础，高中国语和英文出类拔萃，此外还忙里偷闲地学了半年德文的，天下能有几人？
　　即使有那么几个新生，天资、勤奋完全可以和季羡林媲美，他们进了东语系之后，立刻就被卷进政治的漩涡。无休无止的运动，排山倒海而来，惊涛拍岸而去，消耗了你大部分的精力。对此，你只能随波逐流，不能有丝毫抵触。否则，轻者，定为“落后分子”，“白专”，毕业分配从次；重者，打成“右派”，开除，劳改。
　　再退一步，就算有那么几个，天资出众，才华过人，大学期间又没有被政治淹没，毕业后，他们能像季羡林当年那样留学海外吗？既去海外，又能像季羡林那样甘于寂寞，不避冷门，在已经掌握了英文、德文的基础上，还拼命学习梵文、巴利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乃至吐火罗文吗？那是整整十年啊，十年！历史学家翦伯赞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他们能坐得住吗？
　　就算坐住了，学成回国，当初，季羡林是得到陈寅恪的提携，把他推荐给北大的胡适、傅斯年、汤用彤，当今之世，你到哪儿去找陈寅恪这样的伯乐？又到哪儿去找胡适、傅斯年、汤用彤这样的校级领导？说实话，仗着你“海归”的身份，博士的头衔，弄个副教授就了不得了，又哪里能不经考察，不经评选，一个礼拜后就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并且荣升系主任？
　　就算天降奇迹，所有这一切都在你身上发生，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你能既与政治共进，又不为它扭曲吗？遥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陈寅恪在广州，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讨，发觉独独缺少季羡林的发言，其快意又是如何？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纵使身逢文革，陷入蹲“牛棚”的灾难，你能不坠青云之志，写出一本空前绝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奇书吗？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你能摈弃物欲的诱惑，和生理的衰老，以惊人的毅力，七十岁开始学问大业的途中跑，八十岁进入一生最辉煌的冲刺吗？
　　这里顺便多说几句。季先生写作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糖史》，就是在八十岁以后开始的。写作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又分散在古籍中，用网络或其他方式均无从查找，他只有采用最原始而又最笨的办法———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观先生自述：“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我的学术总结》）试问，你要是到了七老八十，还能拿出季先生的这种“拼命三郎”精神吗？
　　就算你能。等等，这里还有至关重要的人脉、名望，以及必不可少的机遇；譬如说，糖，发明于印度，是棕黑色的，传入中国，俗称红糖、黑糖。据刘献庭《广阳杂记》的记载：“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这个有心人由此悟出，大概泥土中的碱性发生了作用，使糖色变白。白糖就这样被发明了。——你要想成为季羡林，就得不停地把握黑糖变白糖的机遇。
　　啊，这太难了，概率实在太小了，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看来，吾辈只有死了这条心。
　　广陵散从此绝矣。
　　季羡林是往世的奇迹，不在教育大纲规定之列；在他面前，不管你才华如何出众，志气如何冲天，也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老兄，不服气不行。